江蘇省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引領者，取得了一系列豐碩成果，但也在數據安全性、數字科技原始創新能力、龍頭企業、數實融合程度、數據要素、數字人才以及數字監管評估手段等方面暴露了一些問題。

一、江蘇省數字經濟發展現狀

依據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可分為5個發展層次：起步、發展、追趕、新秀和引領。據江蘇省統計局統計，2021年，江蘇數字經濟規模超5.1萬億元，占全國的11.8%，排名全國第二，處于數字經濟發展“引領”階段（1）。

表1  2022年江蘇數字經濟城市百強榜上榜城市

（一）全省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較平衡

相較其他省份，江蘇省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相對平衡。蘇浙粵閩四省屬于“雙高”省份，即省內百強城市數量占比和百強城市DEDI均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1為2022年江蘇數字經濟城市百強榜上榜城市，其中，無錫首次晉升數字經濟新一線城市。鹽城、鎮江、泰州等城市聚集在百強中等位次，DEDI指數值僅相差不足3分，三市區位臨近、資源稟賦趨同，后續尋求差異化發展路徑，是突出重圍的關鍵所在。

（二）“數字經濟”相關扶持政策

江蘇重點發展數字經濟，積極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和黨中央的重要決策。表2是江蘇省陸續出臺的數字經濟相關規劃、行動計劃、指導意見等。可以看出，在數字經濟還未普及時，江蘇已經在加快建設基礎信息數據庫，高度重視軟件、信息、大數據等數字行業的發展。從2021年開始，江蘇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制定了涵蓋數字經濟、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智慧城市、數字政府等領域的一系列政策意見，為各市數字經濟戰略政策落地實施提供指引。例如，2022年12月徐州在省內率先出臺《徐州市支持數字經濟發展若干意見》，圍繞基礎設施、數字化等內容，提出了27條“真金白銀”支持政策，助力做強、做優、做大“關鍵增量”，全力打開淮海區域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地（2）。

表2 江蘇省有關數字經濟政策、條例和規定

（三）數字技術勢如破竹，數字科技驅動力大

數字技術日漸成為江蘇科技攻關的重點方向，數字技術創新進程快速提升。江蘇是全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重點企業分布最多的省份，同時創建產學研基地，深度銜接和融合了教育鏈、創新鏈和產業鏈。例如，南京市一直注重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發展，促進產業縱向發展，推動數實深度融合。2021年南京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達到15.9%，不僅占全省第一，綜合發展水平在全國也名列前茅。

（四）數字政府建設加速推進、成效顯著

政府服務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江蘇各市數字政府主體架構建設已取得階段性進展。數據收集和開放共享的成果已經出現。長三角“一網通辦、異地可辦、就近辦理”的功能逐步實現，核心產業均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而“蘇服碼”的推廣，省內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一件事一次辦”等發展模式，可以解決民眾和企業辦事困難、緩慢、煩瑣等現象，互聯網+政務服務由點及面、由淺入深迅猛發展（3）。目前，190萬項各類政務事項均得到辦理，全省網上辦理行政權力審批事項占比98.5%。但受各市經濟技術的影響，各市政務服務全程在線辦理情況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五）產業數字化轉型速度加快

江蘇數字經濟的主賽道是產業數字化，主要模塊是制造業數字化。目前，江蘇共培育工業互聯網國家級雙跨平臺4個，國家特色平臺37家，省級智能制造示范工廠138家，省級智能制造示范車間1639家（4）。2022年度江蘇首批省星級上云企業2443家，推送江蘇省制造業邁向中高端，實現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使“江蘇制造”迅速向“江蘇智造”轉變，很多企業進入“云端”。同時，數字基礎設施持續升級。2021年江蘇省的基礎設施建設指數排名全國第一，其中有746.43萬個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在2022年3月公布的IPv6技術創新和融合的22個綜合試點城市中，南京和無錫均上榜。江蘇還建成8個專用國際互聯網數據專用通道，居全國首位（5）。在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撐下，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南京紫金山實驗室、南通國際數據中心產業園和昆山花橋經濟開發區的數據中心集約化、規模化、低碳化的發展趨勢初顯（6）。

二、江蘇省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江蘇依托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科教資源，數字經濟高速發展，數字應用“遍地開花”。但是，仍面臨若干問題，體現在數據安全、原始創新動力、龍頭企業領頭羊數量、數實融合程度以及數據要素市場等方面，與北上廣浙等兄弟省市還有部分差距。

（一）網絡和數據安全亟待“上鎖”

數字技術蓬勃發展，數字安全挑戰也與日俱增。2022年度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顯示，江蘇網絡安全指數全國排名第三。江蘇作為互聯網大省，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保障體系和能力建設等方面還存在一些漏洞。2022年8月，省通信管理局發現網絡安全漏洞2746個，風險356個（7），突顯安全防護措施不足等諸多問題。

（二）數字科技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不足

江蘇省在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原創技術研發力度、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等方面，落后與北京、廣東，在核心技術和重要行業領域，存在嚴重的“卡脖子”現象。智能制造業的重要核心技術以及相關軟件，對外依賴度高、國產應用率低的“癥結”，嚴重制約了江蘇從制造大省向制造強省邁進的步伐。

（三）缺乏引領性的數字產業龍頭企業及平臺

目前，江蘇互聯網發展指數綜合排第三，落后于北京和廣東。江蘇規模較大的產業集群和領先示范區企業比較少，缺少數字創新驅動強的龍頭平臺企業。在互聯網綜合實力百強企業中，北京有32家，廣東有18家，上海有17家，江蘇僅有7家。可見江蘇今后在培育骨干企業、龍頭企業，加強在產業鏈上下游融合中的引領作用和產業協調聯動性十分必要（8）。

（四）“數實融合”程度不夠深入

數字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深水區，數字經濟并沒有脫離實體經濟，相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未來趨勢。目前，江蘇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滲透還不夠深入，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水平與江蘇制造業強省的定位不相匹配。在生產實際中和遇到挑戰時利用數字技術去解決，并處理好數字技術與行業場景融合等后續問題方面后勁不足。

（五）數據要素的價值潛力尚未充分釋放

江蘇雖然積累了龐大的數據資源規模，但信息孤島、數據煙囪普遍存在，限制了數據價值潛力的深度挖掘與充分釋放。在數據來源方面，現在的數據類型復雜、非結構化數據（視頻、網頁、聲頻等）增多，這大大增加了數據維護成本。同時，由于數據開放共享不足，無法保障數據質量及隱私。在數據交易方面，數據要素由于缺乏統一數據交易與數據定價標準，無法使用傳統定價模型。此外，大多數企業都將數據作為維持市場競爭力的重要生產要素，開放數據等同于壟斷優勢不復存在，形成人為障礙。

（六）缺乏數字經濟結構性人才

江蘇省雖然高校科研院所云集，但高層次、復合型、技能型人才特別是數字經濟人才緊缺，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受制于人，數字科技產學研協作成果本地轉化困難，制約數實融合進程。另外，制約江蘇數字化進程的是數字人才流失，所以制定科學合理、吸引人才的培養方案刻不容緩。

（七）數字經濟監管力度和評估手段不夠

全球數字經濟仍處于早期階段，制度體系還不夠完善，缺乏相關監管理念和手段。江蘇已邁入數字經濟時代，面對新環境與新挑戰，市場監管迫在眉睫。原有的傳統監管模式已無法順應當前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促進數字經濟立法，創建新的監管理念與模式，實現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經刻不容緩。(作者：劉金美，楊慧珠，韓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