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作為一個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經歷了從“絕對空間”到“功能空間”再到“社會空間”的認識演變。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逐漸意識到“文化”對于城市空間建設進程的重要推動作用。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也逐漸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化。文化創意產業巧妙地順應了時代的需求，是當下城市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不僅為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再造提供了重要契機，而且有助于緩解城市空間建設危機。
一、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空間再造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以文化為創新本體、以創意為核心要素的一種全新文化產業形態，更多地強調文化與創意的輻射與增值效應。城市空間再造則是指城市空間形態為適應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時空環境而作出的應時性轉變，即通過重塑城市空間來解決城市的文化品質與空間發展不平衡的根源性問題。在城市發展進程中，二者并非各自獨立，而是存在著良性互動機制。
（一）文化創意產業對城市空間再造的作用機理
1. 文化創意產業對城市文化傳統起著傳承與創新的作用
傳統的城市文化之所以無法得到現代意義的傳承，關鍵在于其表達方式依然停留在過去的時代語境當中，與當代受眾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隔閡。面對此種困境，文化創意產業可以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將“創意”等元素巧妙地融入到傳統文化資源的開發與保護中，更新表達方式，以獲得當代的文化認同，從而更好地傳承與延續。此外，一個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成熟，也可以為其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提供良好的文化空間，營造全民參與城市文化傳承的積極氛圍。
2. 文化創意產業對城市產業結構具有改善與延伸的功能
文化創意產業是具有滲透性、擴散性的高附加值產業。一方面，其“創意”的滲透性特征可以模糊產業邊界，并將自身的影響力滲透、擴展至其他產業中，即通過更新傳統產業的價值鏈，創造新的增值空間而形成新的價值分配鏈條，促使其在價值鏈的縱向維度上增加文化附加值；另一方面，文化創意產業在走向區域空間集聚的過程中，因其擴散性特征而逐漸形成區域的“經濟馬賽克”現象，極大地刺激了城市產業鏈的橫向延伸。這樣不僅拓展了傳統產業的發展空間，而且拉長了生命周期，促使其在產業鏈的橫向維度上無限延伸。
3. 文化創意產業對城市文化氣質具有強化與提升效應
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可以產生強大的區域經濟效益，而且還可以形成較大規模的文化傳播效應，有助于塑造城市良好的外在文化形象，營造城市濃厚的內在文化氛圍，并在此基礎上凝結成獨一無二的城市精神文化內核。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精神文化內核形成的過程中，通過文化創意產業潛移默化地滲透式影響，它會逐漸內化到市民群體當中，可以使更多民眾理解、接受、追隨城市的文化訴求，從而進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與文化氣質。
（二）城市空間再造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響應機理
反過來，新時期的城市空間再造進程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成熟提供了絕佳的機遇。劉易斯·芒福德曾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著名觀點。如圖1所示，城市空間再造可以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提升空間，為文化創意的產生、擴散和商業化應用提供有效的孵化載體與交流平臺；與此同時，一個城市擁有較為完善的城市文化空間格局，有利于提升全民對城市文化的認同感與美譽度，極易形成集聚文化創意要素的產業“高地”，從而形成強大的文化傳播與輻射能力，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成熟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如人才、企業、投資者等）具有強大的吸附能力。
圖1 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空間再造的互動模式
綜上所述，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順應了新時期城市功能轉換的趨勢，城市空間再造的新浪潮也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城市空間再造之間的良性互動已經成為必然趨勢。
二、城市空間再造的現狀分析
（一）城市空間再造的時代背景
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中國創造出了驚人的發展速度。城市化率從20%增長到40%，英國用了120年，美國用了80年，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僅用了22年。近年來，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不斷加快，2019年首次突破60%，城市化覆蓋范圍和影響力激增。當我們從城市建設的視角來審視城市化問題時，城市化也就等同于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再造。基于此，城市空間再造也愈發值得關注。
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往往忽視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促使城市在空間上快速擴張，從而形成了“千城一面”的現象，導致城市的整個文化認知體系幾近崩塌。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進程，不能僅停留在橫向維度的擴張層面，基于城市歷史文脈的縱向維度升華也亟待增強。正如單霽翔在《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中所言：“21世紀，‘城市’與‘文化’的聯姻是歷史進步的必然，城市發展的走向必將是從‘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城市空間再造開始由最初的基于工業化時代的橫向維度的“外延擴張式”發展道路，向后工業化時代的縱向維度的“內涵增長式”發展道路轉變。
（二）城市空間再造的問題分析
1. 文化重塑：當今城市建設的文化危機
現代的城市正面臨著“特色危機”，學者仇保興在《中國城市面對未來的六大危機》中將這一危機的根源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由于互相克隆現代建筑導致的“千城一面”；二是由于舊城改造方式錯誤造成的“文脈中斷”。如圖2所示，單霽翔將當下城市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總結為以下八個方面：城市記憶消失、城市面貌趨同、城市建設失調、城市形象低俗、城市環境惡化、城市精神衰落、城市管理錯位、城市文化沉淪。
基于此，城市空間再造應遵循簡·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出的“城市多樣性理論”和“小而細致的規劃”，而非盲目大拆大建。唯有如此，方能延續一座城的文化根脈。然而，一個城市真正的獨特性極少來自大體量的公共建筑空間，更多時候是由散落在城市空間中的民居來體現的。可悲的是，這些充滿地域特色的傳統民居卻正被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房地產經濟所取代，傳統的鄰里關系正面臨著解體危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代城市不僅面臨保護不力的問題，而且還面臨新的城市文化創造乏力的問題。
2. 產業更新：當今城市建設的產業危機
在后工業化時代，大城市“去中心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它將原本屬于城市中心與內城的許多功能逐步轉移到衛星城結構的城市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面臨著傳統產業衰敗、城市產業空心化等諸多現實性問題，城市內城的產業結構亟待調整，城市復興迫在眉睫。與此同時，新時期伴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城市的文化復興與產業更新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契機。基于此，傳統工業城市亟需探索新的產業發展模式，以實現新一輪的城市空間再造。
3. 空間再造：當今城市建設的空間危機
1800年至2000年間，從歷史城市到現代城市在類型上的最根本變化是孤立式建筑取代了院落式建筑。這一趨勢促使城市空間在垂直意義上“野蠻生長”，越來越多的城市建筑在體量上盲目追求高容積率而不惜破壞原有城市的尺度和輪廓線；原本連續的、成片的、勻質的傳統城市肌理被現代的快速交通生硬地分割成一個個孤島，城市空間景觀秩序過于混亂，傳統意義上的城市文化空間被強制性壓縮。同時，往往忽略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文化空間的柔性構建，從而導致城市各單體空間之間的通視走廊被遮蔽，城市空間日益被割裂成孤立的個體封閉空間，使得各個空間之間缺乏有效的“對話”與“溝通”。
綜上所述，當代城市往往只擁有較高尺度的空間基礎，卻極度缺乏與之相應的濃厚的文化基礎，這是一切城市危機的根源所在。而通過拓展城市文化空間，便可以有效遏制城市在空間維度上的暴力型擴張趨勢，使得城市發展向內涵式發展方向轉化，有效避免城市畸形的發展態勢。
三、城市空間再造的模式探析
如圖3所示，本文在分析文化創意產業與城市空間再造互動機制以及城市空間再造現狀的基礎上，從再造原則、再造策略、再造路徑三大層面探討了城市空間再造的基本模式。其中，再造原則從觀念重塑、因地制宜、規劃先行、整體原則、群眾參與和人才戰略等六個方面展開；再造策略從基本思路、重要前提和終極目標三個角度展開；再造路徑則從文化遺產空間、文化產業空間和文化活動空間三個空間類別展開。
（一）城市文化空間的再造原則
1. 觀念重塑
本文主要基于文化創意產業的視角來探討城市空間再造的相關問題，必然要轉變傳統的“重經濟、輕文化”的城市規劃與管理思維方式。首先，城市空間設計應當表達出對文化最基本的尊重；其次，文化建設不再是城市建設的邊緣性問題。例如，應將文化設施的建設視為城市必備的基礎設施納入到整個城市空間的再造過程中，打破只有交通、住宿等才可以作為基礎設施的傳統觀念。
圖3 城市空間再造模式示意圖
2. 因地制宜
一個城市的文化生態系統對于城市文化的發展而言至關重要，城市空間再造的最關鍵依據是其在地文化的人文根植性。所以，在具體的城市空間再造過程中，一方面，要考慮到各項再造舉措與城市功能適應性的對接；另一方面，應明確城市空間再造的文化基因與戰略定位，在對城市空間形態進行全方位文化考量的基礎上，以城市的文化遺產與產業傳統為依托，對其進行現代意義上的文化重塑，使其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3. 規劃先行
加強城市文化發展的頂層設計，杜絕城市空間建設的無序性。首先，建立健全專門的城市更新機構，并將文化建設作為一項關鍵環節，納入到城市整體的發展規劃中。其次，無論哪種級別、哪種類型的城市規劃，都應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應對城市發展在未來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不同階段有所預見。各個規劃之間也應互相協調、相輔相成，切忌規劃之間互相矛盾。最后，應注意加強前期規劃執行力度，逐步構建起規劃的動態評估機制與后期反饋機制。
4. 整體原則
《雅典憲章》指出：“城市應該根據它所在區域經濟條件來研究，所以必須以一個經濟單位的區域規劃，來替代現在單獨的孤立的城市規劃。”基于此，首先，應注重保持城市文化空間的連續性和城市色彩分區的協調性，切忌割裂城市文脈、破壞城市形象。其次，城市空間再造的全程應立足于整座城市及市民利益，而不是某些開發商及其他少部分人的利益。最后，在各個部門之間建立起溝通協調機制，實行統籌一體化的整體戰略。
5. 群眾參與
劉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發展史》中提出了“城市最好的經濟模式應是關懷人和陶冶人”的觀點。2007年發布的《北京宣言》中的“五大共識”也指出：“城市發展應充分反映普通市民的利益訴求。”所以，群眾應對自己生存的城市空間具有一定的發言權，并且可以參與到具體的城市規劃建設當中，及時給予民主性的反饋。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增強城市規劃設計的合理性與民主性，而且還可以增強市民對城市文化建設的積極性與責任感。
6. 人才戰略
積極加強人才戰略的貫徹實施，建立健全人才的引進與培養機制。一方面，積極引進既熟知城市規劃學等相關知識，同時又具備文化創意產業運營管理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在政府的相關部門定期開展培訓活動，綜合提升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極大拓展從業人員的文化視野，以達到用文化意識來指導城市管理的目的。此外，應注重對城市管理階層文化素養方面的培養，因為他們在城市空間再造過程中擔任著重要角色，掌控著整座城市的“美學尺度”。
（二）城市文化空間的再造策略
1. 基本思路：重塑歷史文化，再造新生文化
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指出：“貯存文化、傳承文化和創造文化，這大概是城市的三個基本使命了。”基于此，城市空間再造的基本思路即是將城市空間中潛藏的文化元素重新激活，或者是在原有的文化肌理之上再造新生的城市文化。首先，城市文化空間的再造過程必然要建立在延續城市歷史文脈的基礎之上，城市文化創新的高度往往取決于對城市文化遺產發掘的深度。其次，在重塑歷史文化的同時，也應不斷開拓和創造新的城市文化。畢竟，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捍衛城市的特性將不僅是古老價值的簡單回歸，而主要是體現對新的城市文化設想的追求。
2. 重要前提：增強文化認同，塑造城市品牌
關于城市形象符號體系的建構，一般可以從內在形象和外在形象兩個維度進行探討，前者是城市本地人對城市文化的基本認知；后者是那些與本地生活以及符號無關的人們和組織所感知的城市。一方面，從城市內在形象的角度來講，應注重喚醒當地居民的“文化自覺”。當地居民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是講好城市文化故事的首要前提，這種由本地人的“文化自覺”自然衍生出來的發自內心的“文化自信”更具感染力。另一方面，從城市外在形象的角度來講，一個城市的文化品牌塑造也極為重要。通過對城市外部形象與文化品牌的塑造，在非當地的人和組織中形成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并在此基礎上將某些城市文化元素進一步固化為心理地標，從而影響和指導他們的行為。
3. 終極目標：構建符合城市特色的文化發展模式
如果說在受眾心中形成獨有的文化認知體系，構建起易于識別、獨具魅力的文化地標和城市意象空間，是城市空間再造的初級目標，那么形成符合城市自身特色的文化發展模式，便是城市空間再造的終極目標。當一個城市最終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文化發展模式時，也就標志著文化創意產業作用于城市空間再造的互動機制逐漸趨于成熟穩定。例如，長沙已然形成了相對成熟的以現代休閑娛樂業為首的文化發展模式。
（三）城市文化空間的再造路徑
1. 城市文化遺產空間的重塑路徑
首先，針對不同類型特征的城市文化遺產，要分級、分類開展具體的保護與開發工作。在工業文化遺產重塑方面，以“空間功能置換”為基本原則，盡量保持建筑外立面的古樸原貌。在城市景觀遺產重塑方面，關鍵在于解決周邊建筑的空間協調性問題，加強對遺產周邊的城市天際線和通視走廊的管控力度。例如，蘇州拙政園借景西南方向的北寺塔是中國園林典型的借景模式，通過在二者視線范圍內實行嚴格的限高政策，使得這一獨特的城市文化景觀得到了保護與再現。在民居文化遺產重塑方面，可以采取“插件家”的古宅改造方式，即針對基礎設施老化卻又無法隨意拆建的古宅改造困境，而研發的一種包含多種功能模塊的系統化解決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歷史文化價值極高或者亟需進行修復性保護的城市文化遺產，應強制性及時騰退，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搶救性修復。
其次，根據城市功能需求導向來進行城市文化遺產空間的更新與再造。通過將城市中閑置的古建筑空間升級改造為藝術創意工作室、專題類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社區、工業景觀公園等文創空間，賦予其新的城市功能定位，不僅保留了文化遺產的建筑形態與歷史遺跡，為城市形態增添了極具歷史底蘊的現代文化景觀，而且又衍生出了可以支撐城市空間發展的產業經濟。例如，“77文創”團隊在北京市朝陽區豆各莊1號正在籌建的“幸福七和”高端文化社區，是以“社區+文創”為產業運作模式的工業遺址改造項目。該項目以周邊高端社區的文化服務需求特征為依據，打造北京東南區域稀缺的生態型社區服務配套的文創園區，為周邊的高端社區提供社區文化生活體驗、微型養老院、社區兒童成長樂園等多種服務業態。
最后，在城市文化遺產的修復性過程中，大多數的城市規劃建設者往往會忽視一個關鍵環節，即對于文化遺產周邊文化生態系統的構建，具體而言是指古建筑本體之外的“無形”的外在空間的營造。例如，保留城市空間中一些典型的生活樣態、維系傳統鄰里關系等，它們承載著傳統的城市文化意象。《馬丘比丘憲章》中寫道：“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護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跡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具體的實操性建設規劃中，可以在重點的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基礎上劃定緩沖區，從而有效地維持城市文化遺產空間的完整性。
2. 城市文化產業空間的更新路徑
城市的文化產業空間具體是指文化創意產業在城市空間中形成的集聚區，也就是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形成是文化創意產業在城市空間集聚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壯大的重要載體，也是城市空間再造的重要路徑之一。
首先，應明確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自身獨特的發展定位。在凝結城市某一或多個傳統文化元素的基礎上，通過運用新技術手段，融入現代多元的文化元素與新潮理念，最終形成園區獨特的發展定位。此外，園區定位一定要與周邊文化市場的規模、群體消費偏好和文化需求等級相匹配，否則極易淪為孤立的、僵化的遺棄空間。例如，北京的“77文創園[美術館]”之所以以“影視戲劇”為園區的主題定位，是因為其位于中國美術館后街77號的獨特地理位置以及北部中央戲劇學院濃烈的藝術熏陶。
其次，建立健全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商業模式。國內有相當多的城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都處于僵化狀態，存在著城市空間大量被擱置的弊端，此類空間亟需被激活、重塑、再利用。在具體的商業化運作過程中，應盡量壓縮租金收入在整個文創園區總營收的占比，積極探索多元化的營收機制。例如，園區的經營者可以適當開辟文創園區專屬的自營空間，“77文創園”便設立了“77啤妹精釀生活館”文創自營空間。“77啤妹精釀生活館”還與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先生合作創作了品牌形象“77啤妹”，不僅降低了文創園區商業化運作的風險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整個文創園區的知名度與美譽度。
最后，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應與城市總體的空間規劃戰略相協調，充分發揮其對區域經濟和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
3. 城市文化活動空間的再造路徑
文化活動是實現城市文化空間再塑造的有效途徑。文化活動的展示交流，一旦以“節慶”的方式在城市固定下來并成為傳統，則會對城市文化形象、城市文化內容和城市文化品格的發展演變產生深遠影響，它能適時地喚起人們對城市文化的相關記憶，并在客觀上成為舉辦城市建構自身文化符號標識系統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此，創辦大型的文化藝術和節慶會展活動，創作有關城市文化的經典影視項目，發行講述城市文化故事的暢銷書等，都可以成功重塑一個城市的文化形象。例如，通過舉辦中國國際動漫節，杭州成功打造了“國際動漫之都”的城市文化形象。此外，作為文化活動載體的城市文化活動空間本身也是一種文化景觀，也可以成為帶動城市空間再造的新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實體書店也是承載城市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空間載體之一，它是當前都市文化生活典型的生存樣態。當代意義上的實體書店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只出售圖書的單一經營業態，而是逐漸向“文化”和“生活”的概念延展，轉變成一種融合式的復合經營業態。所以，一個極具地域特色的實體書店，也可以作為“城市文化軟性地標”而存在，前提是書店在書籍和文化活動的內容選擇上應與其所在城市的特色文化具有較高的匹配度。另外，實體書店在創辦初期，還應考慮到城市的基礎市場容量，不能盲目進入飽和的城市書店市場。基于此，通過在城市的商業綜合體、旅游景區或者郊區，再造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公共閱讀空間，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再造城市文藝美學體系，承載城市本土文化的宣傳功能，從而進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認同感。
文化活動空間的再造應遵循以下要求：首先，應具備物理空間形態的唯一性，在視覺上形成巨大的沖擊力；其次，要在空間形態中融入在地文化中最具標志性的文化元素；最后，由大師創作的文化活動空間，往往具有強大的“觸媒效應”，可以為城市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名人反應”與“集聚效應”。例如，弗蘭克·蓋里設計的古根海姆博物館，拯救了一個瀕臨衰落的傳統工業城市——西班牙畢爾巴鄂；貝聿銘設計的蘇州博物館，也成為蘇州市又一具有地標性質的文化景觀。此外，這些文化設施的建設要根據城市自身的特點，在保持基本風格的基礎之上獨具特色，同時也要注重在空間上與周圍環境保持和諧。
中機院提示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種類型的文化空間并非各自對立，只因其各有側重而分開論述。事實上，三者在城市空間再造的具體運作過程中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應在同一個城市更新規劃視域下統籌發展。
結語
基于文化創意產業的視角來探討城市空間再造的相關問題，為解決當今的城市發展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和可供參考的基本模式。眾所周知，城市的發展壯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化的積淀，在發展過程中又終將會回歸于文化本身。“城市”與“文化”的互動由來已久，只不過在知識經濟和創意經濟時代演變成了“城市空間再造”與“文化創意產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城市的發展仍在繼續，關于二者之間的研究也將會繼續深入，文化創意產業對于城市空間結構模式演化的具體作用機制、二者的互動是否會存在負面效應等問題也值得我們深入探討與思考。（作者：徐嘉琳 王廣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