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在分析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 采用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方式, 就我國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影響機制及其對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差異性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且流通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發展之間互為因果關系;流通產業發展對不同地區的鄉村振興的影響具有顯著差異性;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的五個不同維度的影響效應也存在顯著差異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在城鄉二元發展方面特別突出, 成為制約我國全面建成高品質小康社會的重要梗阻。在此背景下, 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旨在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內在訴求。經過幾年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雖然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我國各地區鄉村振興的發展程度到底如何?是否存在顯著的地方差異性?如果確實存在顯著的地方差異性, 又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予以應對?這些問題仍未解答。進一步地, 流通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性產業, 對我國城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費升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那么, 流通產業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升是否也起到積極推動作用?流通產業發展對推動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尤其是在推動鄉村居民消費、拓寬鄉村產業發展渠道、運輸渠道和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發展方面是否同樣存在積極作用?本文基于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將鄉村振興發展劃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個維度, 以研究并理清流通產業的發展對鄉村振興的影響作用、流通產業與鄉村振興發展之間存在的關系、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發展五個不同維度的影響效應, 這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深入推進和實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現狀
(一) 社會消費品、餐飲、零售等流通產業規模迅速增長
如圖1所示, 從我國流通產業發展規模來看, 近5年流通產業整體規模得到了迅速增長,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餐飲和商品零售等均得到了持續快速的增長。由圖1可知, 2013年我國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42843億元, 而2017年我國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66262億元, 相比2013年增長了50.8%, 年均增長率均超過10%。與此同時, 我國鄉村消費品零售額更是出現了快速的增長, 其中2017年相比2016年同比增長達到11.8%, 零售總額高達51972億元。進一步按消費類型統計來看, 2017年我國商品零售額實現326618億元, 同比2016年增長10.2%, 餐飲收入實現39644億元, 同比2016年增長10.7%。種種數據均表明我國流通產業發展規模均得到了持續、迅速的增長。
(二) 交通運輸、郵政、快遞業務等流通產業發展環境持續優化
從流通產業發展環境的交通運輸、郵政、快遞業務及增量情況來看, 流通產業發展環境在近年來得到了持續優化。如表1所示, 其中, 我國2017年全年貨物運輸總量達到479億噸, 同比增長9.3%。貨物運輸周轉量達到196130億噸公里, 同比增長5.1%。
除此之外,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 截止2017年年末, 全國民用汽車保有量達到21743萬輛, 同比增長11.8%。2017年全年完成郵政行業業務總量9764億元, 比增長32.0%, 郵政業全年完成郵政函件業務31.5億件, 包裹業務0.3億件, 快遞業務量400.6億件, 同比增長28% (見圖2) , 實現快遞業務收入4957億元。
圖1 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2013-2017) 單位：億元
圖2 我國快遞業務量及增長率 (2013-2017)
(三) 流通產業信息化程度不斷提升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 移動電話使用率、寬帶接入率等基礎設施建設得到迅速發展, 這促進了流通產業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統計顯示, 截止2017年底, 全國電話用戶數達到161125萬戶, 其中移動電話用戶數為141749萬戶, 占比高達89%, 移動電話普及率上升至102.5部/百人, 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34854萬戶, 同比比上年增加5133萬戶。2017年我國移動寬帶用戶113152萬戶, 較2016年增加19077萬戶 (見圖3) 。
圖3 我國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和移動寬帶用戶數 (2013-2017)
圖4 30省 (自治區、直轄市) 鄉村振興發展梯隊 (指數)
除此之外,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 截止2017年底, 全國互聯網上網人數為7.72億人, 增加4074萬人, 其中手機上網人數達到7.53億人, 增加5734萬人, 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 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也得到了迅速提升, 達到了35.4%。這些數據表明, 我國整體信息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 顯然能夠有力地促進流通產業的信息化程度, 促進流通產業的快速發展。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實證研究
(一)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實證研究的指標設定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指標的設定。狹義的流通產業一般是指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 而廣義流通產業不僅包括傳統的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 還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因此在衡量流通產業發展時, 應對統計年鑒中上述三大行業進行綜合衡量。因此, 本文的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指標包括流通產業發展規模、流通產業經營效益、流通產業發展環境, 以及流通產業信息化水平四個維度。流通產業發展規模用客運量、貨運量、公路里程數、鐵路里程數、民用汽車擁有量、流通產業就業人員數、流通產業產出總值7個指標衡量;流通產業經營效益用流通產業年銷售額與當年該地區流通產業就業人員數之比, 以及流通產業利潤總額與凈資產的比例這兩個指標來衡量;流通產業發展環境采用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務的固定投資額之和, 以及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務就業人員之和這兩個指標衡量;流通產業信息化水平采用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和固定電話普及率3個指標衡量。所有指標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2014-2017年的統計年鑒。考慮到變異系數法在確定各指標權重時較為客觀, 能夠剔除其他方法過于主觀的局限性, 本文在測度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時同樣采用變異系數法。需強調的是, 本文研究時默認了流通產業發展水平的4個維度對流通產業發展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鄉村振興指標的設定。本文根據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要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將鄉村振興指標劃分為這五個維度, 每一個維度又包括眾多不同的指標。雖然現有的研究大多是從宏觀層面進行了描述性分析, 但定量測算每個維度的指標研究極少, 且不同的宏觀性描述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因此, 如果重新確定指標來測算鄉村振興指數, 顯然任務比較繁重且數據獲取相對較為困難, 故本文直接采用了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以“六化四率三治三風三維”為核心的35個細分指標測算的省級鄉村振興發展指數 (見圖4) , 并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指標體系對我國2013、2014、2016年的鄉村振興指數進行了測算。
如圖4所示, 該指數顯示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第一梯隊由北京、山東、上海領銜, 第二梯隊包括浙江、江蘇、天津, 第三梯隊包括福建、新疆、海南、河南等16個省份, 第四梯隊包括寧夏、山西、廣西等8個省份。
(二)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實證研究模型設定
根據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理論影響機制分析, 本文構建了一個反映流通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指數之間的實證模型如公式 (1) 所示:
表1 2017年我國全年貨物運輸總量與貨物運輸周轉量
表2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個體固定效應估計結果
注:***表示統計量在1%顯著性水平顯著。
其中, Rural＿indexit表示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鄉村振興指數, 數據均來自于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 c為截距項, αit為地區固定效應系數, Ci＿indexit為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μit為誤差項。
(三)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實證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考慮到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鄉村振興指數僅測算了2015年的鄉村振興指數, 但該報告較好地提供了具體的鄉村振興指數測算指標, 因此, 筆者進一步根據該報告提供的指標數據重新測算了2013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的數據, 最終得到本文進行實證研究的樣本期為2013年-2016年的樣本數據, 樣本省份為除西藏以外的其他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協整關系估計。首先, 對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Ci＿indexit) 和鄉村振興指數 (Rural＿indexit) 進行單位根檢驗, 采用常用的IPS和Fisher-PP方法檢驗發現,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Ci＿indexit) 和鄉村振興指數 (Rural＿indexit) 兩個變量均為平穩過程, 因此, 進一步采取Kao協整檢驗對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Ci＿indexit) 和鄉村振興指數 (Rural＿indexit) 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 得到Kao協整檢驗統計量值 (ADF值) 為-10.315, 對應的P值為0.000, 表明流通產業發展水平 (Ci＿indexit) 和鄉村振興指數 (Rural＿indexit) 之間存在面板協整關系。進一步采用F檢驗確定模型估計采用混合回歸估計還是個體固定效應回歸模型進行估計, 發現F統計量值為18.62 (對應p值為0.000) , 拒絕原假設, 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采用stata軟件進行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 得到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的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個體固定效應估計結果可知, 其估計系數不為零, 且其統計量在1%顯著性水平顯著, 這表明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確實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每提升1個百分點, 將會推動鄉村振興指數提升0.584個百分點。至此可以認為, 流通產業發展能夠顯著地促進鄉村振興指數的提高, 那么, 反過來, 鄉村振興是否也能夠促進流通產業的發展?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據此對流通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兩者之間采用Grange因果檢驗的方法進行檢驗, 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Grange因果檢驗結果可知, 流通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這可能是因為, 流通產業的發展有利于鄉村居民生活環境、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升, 繼而有利于鄉村振興的實現, 而反過來, 鄉村振興必然帶動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提升、鄉村就業環境、鄉村消費水平的提升, 故能夠倒逼流通產業基礎設施、流通產業服務水平和流通產業發展規模等方面的發展, 繼而形成良性循環。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區域差異性估計與分析。為進一步考察流通產業發展對全國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的影響差異性, 本文進一步給出個體固定效應地區差異性估計結果, 如表4所示。由表4的流通產業發展對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地區鄉村振興指數影響效應來看存在顯著的差異性, 北京、山東、上海、浙江、江蘇、天津和福建7個省區 (市) 的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特別顯著, 處于第一梯隊;新疆、海南、河南、四川、江西、黑龍江、湖南、河北、廣東、湖北、重慶、安徽、遼寧、內蒙古和陜西15個省區 (市) 的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處于第二梯隊;寧夏、山西、吉林、廣西、貴州、甘肅、青海和云南8個省區 (市) 的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處于第三梯隊。從三個梯隊的分布情況和鄉村振興指數大小比較來看, 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促進作用強弱與該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即鄉村振興指數相對較高的地區, 其流通產業發展對該地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就越高。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流通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和雙向互動促進的良性循環作用的結論。
流通產業發展對不同維度的鄉村振興指標影響效應估計。由之前的分析結果可知, 流通產業發展不僅能夠有效地促進和支持鄉村振興, 且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顯著的雙向因果和良性互動循環作用。為了更好地去探索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更為細致的不同維度的影響, 本文進一步將鄉村振興指數根據“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個維度進行細分, 并采用同樣的估計方法定量考察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不同維度的影響效應, 得到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
表3 流通產業發展和鄉村振興之間的Grange因果檢驗結果
注:***表示統計量在1%顯著性水平顯著。
表4 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個體固定效應地區差異性估計結果
由表5可知, 在反映鄉村振興的五個維度中, 流通產業發展對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四個維度存在顯著的影響效應, 而對鄉風文明維度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具體而言, 流通產業發展對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兩個維度的影響效應最為顯著, 且影響效果最大,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每增長1個百分點, 將會促進鄉村振興指數中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分別增長0.326個百分點和0.2158個百分點。這主要因為, 產業興旺主要涵蓋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現代農業經營情況、農業發展效益、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農產品增加值等指標, 而生活富裕則主要反映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方面的指標, 這兩個維度的指標主要反映鄉村振興中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升, 故流通產業的發展能夠促進鄉村農產品的供給和出口、農業產業化經營, 以及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升, 從而促進鄉村振興。與此同時, 本文發現, 流通產業發展對生態宜居的影響效應具有負向的抑制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生態宜居主要涵蓋森林覆蓋率、農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處理情況、農村無害化衛生廁所普及率、農村水塘修復率等指標, 而流通產業的發展能夠促進交通運輸和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 而基礎設施建設必然會大量使用農村土地資源, 其減少了包括森林覆蓋率內在的多項指標, 繼而對鄉村振興生態宜居帶來微弱的負面抑制作用。進一步根據表5的估計結果發現, 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維度的影響效應存在一定的促進作用,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 將會促進鄉村振興維度的治理增長0.0006個百分點。這可能是由于流通產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升, 繼而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知識和文化修養, 間接提高了鄉村振興中管理者的管理水平, 繼而對鄉鎮振興維度的治理有效產生了積極的正向促進作用。
表5 流通產業發展對不同維度的鄉村振興指標影響效應估計結果
注:***、**表示統計量在1%、5%顯著性水平顯著。
結論
本文基于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在分析我國流通產業發展現狀的基礎上, 進一步采用我國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 研究了我國流通產業發展與我國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 剖析了我國流通產業發展支持鄉村振興的影響機制, 以及流通產業發展對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區域差異性和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不同維度的影響差異性, 研究發現:第一, 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確實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流通產業發展水平每提升1個百分點, 將會提升鄉村振興指數0.584個百分點, 且流通產業發展與鄉村振興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第二, 流通產業發展對不同地區鄉村振興發展的影響效應具有顯著的差異性。北京、山東、上海、浙江、江蘇、天津和福建7個省區 (市) 的影響效應最為突出, 處于第一梯隊, 新疆、海南、河南、四川、江西、黑龍江、湖南、河北、廣東、湖北、重慶、安徽、遼寧、內蒙古和陜西15個省區 (市) 的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處于第二梯隊, 寧夏、山西、吉林、廣西、貴州、甘肅、青海和云南8個省區 (市) 的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處于第三梯隊, 且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作用力度與該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指數呈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 鄉村振興發展指數相對較高的地區, 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和促進作用就越強;第三, 流通產業發展對鄉村振興發展指數五個不同維度的影響效應也存在顯著差異性, 對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兩個維度的影響效應最為顯著, 且影響效果最大, 而對鄉風文明維度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作者：韓麗敏 張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