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推動。智慧城市是信息社會城市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是我國城市政府發揮后發優勢、進入信息文明前沿陣地的戰略機遇。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以后，迅速得到業界和各級政府的響應，圍繞智慧城市的各種概念定義和解決方案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然而，由于智慧城市概念內涵和外延尚未理清，加之技術思維的狹隘和商業利益的誘導，智慧城市在實踐過程中魚龍混雜，成了各種新技術和新應用隨意堆砌的試驗場。一些地方政府以“有形之手”將智慧城市規劃成為若干龐大的項目群，充滿了濃烈的“凱恩斯主義”味道。這種通過政府大規模投資或社會融資進行基礎設施以及各種應用項目建設的模式，好比“植樹造林”，高價移植來的“智慧之樹”種下，卻因高昂的維護成本而難以為繼，結果“智慧之樹”逐漸凋零，留下的只是消耗極大資源卻承載極少應用的信息“水泥”。因此，樹立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是我們亟須破解的難題。

    智慧城市是信息時代下城市經營發展的新思維

    當前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呈現三大趨勢：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全球城市化。在網絡信息時代，世界日趨扁平化，即便是偏遠的中小城鎮也可以與一線發達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物質和能源是主要資源，所從事的是大規模的物質生產。而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成為比物質和能源更為重要的資源，以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為目的的信息經濟活動迅速擴大，信息經濟、知識經濟逐漸成為城市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

    智慧城市關注的不是數字化程度，而是信息繁榮程度，以及信息富有社會與信息貧乏社會問題。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旨在營造城市信息繁榮，通過產業互聯網化推動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發展，營造以信息人為核心的信息生態之城，而不是項目圍城，也無須大規模投融資和舉債建設。智慧城市是信息時代下城市經營的新思維，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營造宜商宜居、安居樂業的新型信息生態環境。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為單元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和牽引動力，是地方政府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作用由“基礎性”改為“決定性”。互聯網經濟顯著特點是高度的“市場性”，互聯網時代的競爭平臺已經被推平，使人與人之間、城市與城市的競爭環境變得公平，彼此間的機會也都漸漸變得越來越均等。

    目前，我國很多城市政府依然直接掌握大量資源，在城市經濟活動中到處都能感受到政府力量。城市政府需要負面清單思維，約束權力，建立和完善更公平、自由、開放的市場環境，給創新留下空間。當今的信息社會，恰當的政府超前引領有助于城市在“群雄競逐”的“戰國時代”快速崛起，形成富有特色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已成為城市競爭力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手段，城市政府超前引領重在強調政府中觀視野和事前調節，依靠市場機制，輔以各種政策和措施，營造城市的安全可信賴和信息繁榮環境，使城市在區域競爭中贏得時間差，抓住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動權。

    面向新型城鎮的智慧城市理論探索與實踐對策

    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中小城市發展機會不均等、服務業發展滯后等方面。如何擺脫內需不足、投資拉動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如何推動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如何貫徹和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我們以新國家戰略為指引，以信息生態學為基礎，以產業互聯網化為手段，理清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作用關系，探索性提出基于面向新型城鎮化的智慧城市三層理論框架及相應實踐對策。

    第一層是構筑信息社會的網絡基石，包括3G/4G無線覆蓋、移動互聯網、公共云服務平臺等，這些要素主要是由運營商及專業級服務商提供，以市場機制為主，政府引領為輔，營造（移動）互聯網應用的基礎環境。以云計算為例，據了解，國內不少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云計算平臺成為標配。過去幾年各地政府大興云計算中心建設，投資動輒四五百億元，但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云平臺，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清晰的盈利前景。相比之下，2014年“雙十一”，阿里云聚石塔訂單創建能力最高達到每秒鐘8萬筆，支付寶的支付峰值突破每分鐘285萬筆，阿里云規模效應開始展現，年內又連續六次降價，對目前生存艱難的地方性云平臺帶來致命一擊。與此同時，電信運營商掌握網絡接入層面的資源，也可以將這些數據中心的計算資源打包成云計算服務提供給最終用戶。因此，在自由、開放、共享的互聯網時代，世界是平的，地方政府需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維，審視自建各種信息基礎設施的必要性和可能風險。

    第二層是營造城市安全可信賴和便捷服務體驗的安居環境與公共服務。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政府主要職能是保護社會安全，盡可能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建設和維護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隨著我國城市化率超過50%，各種突發事件和社會矛盾日益凸顯，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突發事件頻發的城市，政府能夠專心發展經濟，一個沒有安全信任感的城市，能夠形成產業和人才的聚集。城市政府需要突破傳統大投入、大平臺、低效能的應急平臺建設誤區，致力于應急體系與應急能力現代化。當前我國城市電子政務窗口作用和服務領導意識大于服務民眾意識，相比，新加坡電子政府體現出了公民和企業導向以及以生活周期為基礎的整合服務理念，公民通過門戶網站，能夠無障礙地獲取電子服務。我國城市政府應借鑒新加坡電子政府理念和經驗，開展以需求為導向的用戶服務，為企業、市民提供單一窗口、一站式、全天候的在線政府服務，打造富有競爭力的公共服務便捷體驗。

    第三層是以產業互聯網化和消費互聯網化為抓手，推動城市的信息繁榮，營造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很多三四線城市受到地域限制，信息閉塞，缺乏良好的銷售渠道，好的產品出不來，甚至不被了解。產業互聯網化可以推動生產、交易、流通和融資更高效，通過產業互聯網化讓本地化的工業和農業產品走出去，依托第三方電商平臺拓寬產品交易市場，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消費者知道這些好的產品，甚至為偏遠地區的優質產品提供多樣化的銷售渠道。而消費互聯網化可以推動“衣、食、住、行、用”更方便快捷，針對三四線城市生活服務欠發達的現狀，將國內主流的現代信息服務商請進來，與本地服務業對接，圍繞商旅人士和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醫療健康、終身教育、就業工作、溝通交流、休閑娛樂等方面，提供高效安全、便捷舒適、人性化、個性化的服務，打造富有特色的現代信息服務業。

    至美的智慧城市必然是信息時代下的安居樂業之城，也只有繁榮的信息生態和安全便捷體驗的生活環境，才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來人才，不斷孕育豐富多彩的創業奇跡。我國的城市政府需要把握信息時代機遇，樹立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勾勒適合本地特點的“智慧城市藍圖”，以新型智慧城市為抓手，破解我國城鎮化發展難題，增強城市內生動力、經濟力和競爭力，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