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城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農村勞動力數字技能偏低、數字經濟與城鄉產業鏈銜接難度較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數字化發展不均衡等困境，以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發展應完善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加強農村居民數字素養和數字技能培養、加快推進農村數字產業化與產業協同化、推進數字資源與基本公共服務整合。

一、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發展的邏輯機理

（一）有利于打破城鄉空間融合壁壘，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關系的二元化，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平臺、通道和機制不夠完善，勞動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主要由農村流向城市，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農村服務城市的發展模式并由此擴大了兩者發展的差距。數字經濟時代，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在城鄉之間構建起覆蓋范圍廣、類型豐富多元、運行靈活快捷、受益群體多樣的數字平臺。如人才要素方面，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借助數字技術優勢，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拓展學習培訓通道，以靈活的方式、較低的成本學習各種知識和技術，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另一方面，數字平臺可以快速高效地收集和整合農村人才、城市人才的類型、需求等信息，形成豐富、準確和廣闊的人才信息共享平臺，促進城鄉人才信息快速精準匹配，提高人才資源利用效率，有效解決城鄉人才供給與需求信息不對稱、匹配精準度偏低等問題。技術要素方面，隨著農村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到農村的生產、生活、教育、醫療等領域，鄉村數字治理水平不斷提高，城鄉數字鴻溝逐漸縮小。截至2022年8月，全國已累計建成并開通5G基站196.8萬個，5G網絡覆蓋所有地級市城區、縣城城區和96%的鄉鎮鎮區，實現“縣縣通5G”；截至2022年6月，農村網民規模達2.93億，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8.8%，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差距縮小近15%。從土地要素賦能來看，運用遙感、地理監測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有利于增強城鄉土地規劃合理性和提高集約利用率，有效緩解城市建設用地不足問題；當前我國農村宅基地管理信息平臺建設穩步推進，已有105個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縣（市、區）建設了宅基地數據庫，增強了我國農村不同類型土地流轉的有效性，加速了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數據要素的融合。

（二）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升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經成為重要的新型生產要素參與社會財富的創造，數字經濟發展正在逐漸改變居民收入分配的內容、結構和方式。數字經濟對農村居民收入的賦能主要是通過創新農村產業發展新業態新模式進而促進農村居民就業創業增加收入來實現。數字技術在農村生產領域的廣泛運用必將推動農村產業數字化轉型并較好地與二三產業融合，延伸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并催生出休閑農業、特色農業、鄉村旅游業等新業態，帶動住宿、餐飲、交通等產業發展，為農村居民創造更多就業創業渠道和更廣闊的就業空間，提高農村居民總體收入，逐漸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方面，數字經濟賦能作用的發揮，可以極大地推進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的整合并逐漸向廣大農村地區延伸拓展，推動“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健康”“互聯網+人社”、線上公共法律與社會救助等服務不斷向農村地區下沉覆蓋，并在各區域之間、農村與城市之間、農村與農村之間實現了較好連接，有效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配置水平和利用率，共享數字化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較大程度上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的差距。

（三）有利于促進城鄉產業協同，增強城鄉經濟融合力

數字經濟賦能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構建數字生產力為城鄉產業融合提供新動能和新活力。數字經濟賦能城鄉產業融合發展可以從廣度、深度、精準度等層面進行衡量。廣度方面，數字技術主要通過發揮其優勢打破不同行業、企業以及市場間的信息壁壘，挖掘、提煉大量生產者、市場上下游主體和消費者生產的有用信息，催生出跨界融合的新業態。這比較于依托傳統技術范式推動城鄉一二三產業相同產業之間或不同產業之間通過要素交換、產業鏈延伸、提供配套服務等方式建立的產業融合，范圍更廣、融合度更高、韌性更強。如在數字技術賦能農業發展中，數字技術對農業生產、經營和發展建鏈補鏈強鏈延鏈作用的發揮，有利于推動現代農業產業鏈數智化升級，實現鄉村產業集聚與跨界融合，以及生產端—物流端—銷售端—服務端的全鏈升級，形成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生態化的農業產業結構。深度方面，數字技術對城鄉產業融合的賦能，不僅僅是對傳統產業要素、流程、范式的局部調整和改造，而是通過應用新技術使產業內部之間、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組合機理進行升級或者替換，并提高各要素、各環節等的技術效能，在提升各環節技術水平的同時從整體和長度上形成更緊密有效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使相同產業不同環節之間和不同產業之間形成更為緊密的協同體甚至是“利益共同體”。精準度層面，數字技術對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賦能建立在對海量數據的挖掘、判斷、提煉和匹配的基礎上，而非人的主觀推測或者臆斷，更具有科學性和規律性，因而在此基礎上所推動的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以及催生的新業態的精準度遠遠高于人的主觀判斷。

二、數字經濟賦能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

（一）城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均衡

長期以來，包括數字基礎設施在內的諸多基礎設施在政策支持、資金投入、技術指導、后期維護等方面，城市遠優于農村，數字基礎設施供給數量不足、結構不合理、質量不高且不同地區的農村不均衡等問題是我國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共性問題。同時，農村數字基礎設施普及率的提高主要是從整體而言的，不同地區的農村之間或同一地區農村內部不同項目的數字基礎設施也存在不均衡現象。數字基礎設施的數量與其利用質量具有本質的區別，應從數字基礎設施使用效率和使用效能等更深層面進行考量。總體而言，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絡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還不高，特別是部分山區鄉村面臨投資大、建設難度更大等問題，導致農業生產、消費和流通等環節的信息化應用水平比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與城市市場的溝通和互動。另外，對于不少農村地區來說，由于農村居民對數字技術的認知和技能素養偏低而對運用數字技術從事生活生產具有較大難度，由此與城市居民又形成了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資源處理能力與應用方面的“數字紅利鴻溝”。

（二）農村勞動力數字技能偏低

在數字經濟深刻融入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下，農村數字專業人才的數量不足和質量不高成為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問題。我國農村老齡人口占比高，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和大學生長期外流等導致老人、婦女、兒童成為農村人口的主體。該群體往往思想觀念陳舊、接受新鮮事物能力偏低、數字素養不高。2023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農村網民規模僅達3.08億，只占網民整體的28.9%，由于網民的定義比較寬泛，網民與數字專業人才具有本質區別，網民并不意味其具有能夠運用數字技術參與數字經濟發展的能力。我國農村網民中利用互聯網進行數字技能要求更高的工作學習的僅占28.28%，比城鎮居民約低19.33個百分點；進行商業活動的僅占32.98%，比城鎮居民約低14.3個百分點。數字經濟時代，如果農村居民數字能力不足、參與數字經濟程度不深，將深刻影響農村居民的就業機會、就業空間和增收潛力，而且十分不利于提升農村數字經濟發展和鄉村治理水平，阻礙城鄉融合發展進程。

（三）數字經濟與農村產業鏈銜接難度較大

農村數字基礎設施的完善，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在農村教育、醫療等領域的運用并不等于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數字經濟與農村產業的數字化銜接。數字經濟的核心是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數字經濟與農村產業的簡單疊加并不能真正實現農村產業數字化，而是要數字經濟在農村產業全產業各個階段和過程真正發揮賦能作用，推進農村產業深層次變革，促進農村產業形成產業鏈或者集群化，甚至催生新的產業形態、產業模式。現實來看，在線銷售和短視頻平臺帶貨等是當前我國農村產業與數字經濟結合的普遍方式，尚未形成數字化、系統化、智能化的數字產業管理模式。因此，大部分農村數字經濟與產業的融合更多的是處于數字經濟初級階段并沒有形成真正的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基于這種基礎建立起來的產業模式、產業業態難以與城市產業形成分工明確、銜接有效、聯系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產業與城市產業協同發展的進程與實際成效。

（四）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數字化發展不均衡

教育數字化方面，農村與城市相比，中小學教師受教育程度、教師配置規模等均存在較大差距。《我國鄉村學校數字素養教育現狀與需求調研報告》顯示，我國農村學校數字教育存在對數字素養認識不足、專業教師缺乏、課程設置不合理等問題。在農村學校校長和教師中，非常熟悉“數字素養”概念的只有9%，有所了解但尚未掌握具體教育教學方法的約占50%；將近三成的學校缺乏數字素養專業教師，只有2.3%的教師教授信息技術專業。大部分農村學校的信息技術課程內容主要以單純的基本技能為主，信息素養、交流協作方面的內容比較缺乏，學校現有的數字化教育資源也沒有轉化成教師的內在能力。數字醫療方面，由于資金、人力和技術等的限制，我國醫療數字化改革和服務，主要集中在縣或以上以及醫院，鄉鎮和村一級的醫院或醫療機構的數字化服務情況極為不樂觀，而且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由此導致不同地區農村的醫療數字化改革呈現出較大差異性；數字技能與數字化手段的運用，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農村居民對于基本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應用接受程度也遠落后于城市居民。2022年，我國農村居民的線上預約掛號服務使用率低于城市居民14.1%，線上查詢檢驗報告使用率比城市居民低12.1%。(作者：李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