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低端制造企業需要機器人，但現有的機器人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和未來的制造模式，大規模投產的機器人很可能是無效的產能，這或許是目前機器人行業最大的悖論和中國“工業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在送走幾位一起工作了13年的工友后，趙明德顯得有點失落，這是他近三個月來送走的第二批工友。但他沒有時間多想，整理了一下凌亂的車間后，他告訴來訪的客商，新上線的整條自動化設備即將啟用，“我們進入了一個機器人的時代”。“把裝配線上的產業工人替換為自動化設備”可以代表中國制造業的未來嗎？至少在成都這家汽車裝配車間里沒有找到答案。過去三年，這個車間的雇工人數減少了60%。
裝配車間外，一場“機器換人”的革命正在各地上演。在國家發出產業扶持的明確信號后，工業機器人的市場規模已被預估到2025年達1.8萬億。“人們把概念弄混了，”曲道奎有些擔憂，“這并不是我們想要的”。這位新松機器人總裁經歷了中國工業機器人完整的發展歷程，他幾乎一字一停頓地說道，“此機器人，非彼機器人”。
但人們并沒有在意這樣的警告，市場的參與者正在以“每周出現兩家機器人企業”的速度快速增加。人們篤定，這顆制造業“皇冠上的明珠”將帶來一個新的時代。
事實上，低端制造企業需要機器人，但現有的機器人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和未來的制造模式，大規模投產的機器人很可能是無效的產能，這或許是目前機器人行業最大的悖論和中國“工業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分歧
“最近一年，我在全國做了將近30多場專題報告”，曲道奎告訴經濟觀察報。這位20多歲即與機器人結緣的新松機器人總裁感嘆，“機器人熱已經達到110度了”。
今年6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機器人革命有望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個切入點和重要增長點，將影響全球制造業格局，”習近平強調，“不僅要把我國機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盡可能多地占領市場”。
這是一種國家意志的最高表達，意味著以機器人為突破口的制造業升級越來越具有戰略意義。工信部隨后明確表態“將組織制訂我國機器人技術路線圖及機器人產業”十三五“
規劃”。
決策層的判斷是，美國的“再工業化”和歐盟的“新工業革命”都表明其重奪制造業優勢戰略布局，加上中國傳統制造在人口紅利耗盡后正面臨低成本優勢不再的局面，升級“中國制造”已成為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對于任何深諳中國政經運行邏輯的投資人而言，這都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
在2013年“40多家有機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160多家關聯企業”的基礎上，機器人概念企業正在以“每周出現兩家”的速度增加，目前總數已經達到430余家。
“這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戰略，但人們很可能錯誤的理解了這個概念，”曲道奎告訴經濟觀察報，我們所說的關于未來的機器人，“是一種先進的、智能化的機器人，能夠代替人從事一些如人手能夠操作的靈活工作，而不是現在的機械臂”。
機械臂是目前機器人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代表性產品，主要從事焊接、搬運等工作，中國目前已是該類型機器人最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機器人裝機量已突破3.7萬臺。
嚴倉鋒的經驗證實了這一判斷。嚴倉鋒是陜西法斯特公司研究院裝配工藝室主任，后者自2003年即與中科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合作至今，近10年的時間引入5條自動化生產線和機器人裝備。
但嚴倉鋒透露，“機器人主要用來提升產品質量，最先進的一條自動化生產線也僅僅在生產線上減少了10名左右的工人”。這意味著，目前的機器人對人工的替代是有限的，使用速度也不足以支撐預估的“2025年達1.8萬億”市場規模。
曲道奎經歷了中國完整的機器人研發和產業培育的周期。早在1994年，曲道奎即投入中國工業機器人的研究。“當時源于中國機器人之父蔣新松院士的一個判斷，”曲道奎表示，“中國機器人由研究走向應用的時機已經來臨”。
長達20年的從業經歷讓曲道奎做出一個更為直接的判斷，“我們正在經歷第二次機器革命”：第一次是從工業革命到工業3.0時期，其目的在于通過各種手段擴展人的肌肉力量；第二次是未來的智能化，即以機器人為代表的智能制造，滿足人們個性化的需要。
他所要表達的是，“以機械臂為代表的機器人就好比沒有手的人的手臂”，只代表現在，不代表未來。這意味著，對于工業機器人的判斷很可能出現了趨勢性的分歧，而分歧源自對中國制造業處境的不同判斷。
在過去30多年，中國制造憑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一躍成為“世界工廠”；但自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以年均接近14%的幅度上漲。
市場派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耗盡是推動“機器替換人”的主要原因，也是大規模產業化的推動力量；而技術派認為，成本因素只是加速而不是根本因素，制造業模式的轉變才是關鍵，而現有的機器人仍無法滿足這一新模式。
沈陽工業城的困境是這一分歧的典型案例。在全國各地大興機器人產業園的同時，沈陽稍顯落后，焦點問題在于，“作為新松機器人的大本營，沈陽重工業并沒有能夠借機器人便利實現產業升級”。
曲道奎對此的解釋為，沈陽以重工業為主，主要生產輪船、飛機等大型機械設備，“這些產品裝配精，密度要求高，批量小，單件花費時間長，需要大量人工完成，現有技術水平的機器人根本無法操作”。
案例和結論很可能讓市場派人士感到失望：“現有機械臂式的機器人只能代替人的手臂，能從事的工作有限，缺少靈活性，”但“制造業中70%-80%的工作都需要人的手來完成”。
更讓人失望的是，盡管現在中國有將近200家機器人和關聯企業，但主要扎堆于中低端，缺少核心技術，九成企業規模在1億以下，未來5年，他們中的95%將面臨洗牌。
這是一個需要國家戰略和市場故事走向一致的過程。官方的計劃是，預計到2020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產業體系要具備3-5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8-10個產業配套集群，機器人密度 (每萬名工人使用工業機器人數量) 達到100以上，這一數字的全世界平均水平為58，而中國還不到30。
悖論
“寬敞的生產車間里，流水般的生產線不停地運轉，統一服裝的工人圍在周圍，緊張地裝配著手中的元件，”這是富士康生產車間最普通的場景。
與趙明德所在的裝配車間不同，富士康的車間里年輕人居多。盡管按照富士康的計劃，這樣的場景將在若干年后大大減少，但除了不斷傳來“機器換人”的消息外，這些年輕人的生活并沒有太多變化。
實際上，早在2011年，鴻海集團郭臺銘即提出“富士康將在2014年實現百萬臺機器人”的目標。此前的2010年，富士康經歷了痛苦的員工跳樓事件，并引發了社會對“中國制造業既有模式能否維系”的最大規模爭論。
鴻海想要打造的是一個機器人王國，特別在“更專業、精密的項目”上有所作為，鴻海希望將生產過程優化，并取代一些工作崗位。
但三年以來，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并無太多進展，鴻海內部人士透露，“鴻海機器人計劃現在好像有些偃旗息鼓了，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生產工藝的考慮，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地方就業的壓力”。
對于大部分想從富士康學到些東西的低端制造企業來說，趙明德的工友和富士康的年輕人截然不同的故事可能說明了一個略顯隱晦但足夠深刻的道理：機器換人并沒有按照想象中的模式進行。
“大部分人覺得容易的事情，機器人覺得難；大部分人覺得簡單的事情，機器人卻可以輕而易舉完成”。趙明德的工友們可以被幾條機械臂不斷替換，而富士康的年輕人暫時還無需擔憂，因為他們需要靠手的靈活性來完成工作。
曲道奎用“低端行業的高端應用”悖論來形容這個道理：即在越是低端的行業中，機器替換人的難度反而越大；反之，在越是高端的行業中，機器人替換人的難度在縮小。
鴻海一直在嘗試將機器人的應用由汽車和電子領域擴展至通信、移動和消費方向，但“現在在3C產業，很多更緊密的指令，機器人還無法完成”，上述鴻海內部人士稱，“這不是鴻海的問題，而是全球機器人發展共同面對的問題”。
企業之間的資本實力差距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低端行業小散企業較多，基本無法擔負大規模使用機器人的成本費用。“公司每一條自動化生產線的平均成本高達3200多萬，”嚴倉鋒坦陳，“前期的投資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公司不得以短時間內犧牲成本和利潤進行裝配”。
而另一個悖論是，在江浙和東莞一代，卻聚集了大量低端裝備制造類型的企業，它們對機器人設備的需求不低于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企業。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機器換人”運動卻推進緩慢：這些企業正在遭受著兩頭“夾殺”的命運。
一方面，產業轉移的路子越走越窄。一位西部地區官員暗示，“西部省份在承接東部轉移而來的產業時，已不再像先前那樣毫無條件，低質量的傳統加工制造業越來越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外部競爭愈演愈烈。隨著西方國家對高端裝備制造業的重視，部分自動化程度較高的生產線逐步回遷，加上技術壁壘，制造業升級的難度不是減小了，而是在增大。
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過去十年，政府主導了西部最大的開發進程，“基礎設施投資、西部能源東輸，沿海低端制造加工企業內遷”是主要邏輯；而2013年初，蘋果將一條自動化程度較高的生產線遷回美國并引發國人對“制造業回流”的擔憂。“雙向擠壓”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2014年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的利潤率僅為2.7%，這是制造業500強平均利潤率連續第三年下滑，并且是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除了硬件和系統投資外，還有教育訓練和維修等，都是很大的投資，”鴻海內部人士稱，“而且，最大問題在于研發人力的不足”。
中國科學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長于海斌強調，必須從國家戰略的高度上確認“更重視技術研發和創新人才的培養”的發展思路，否則機器人國產化和產業化的可持續性仍具有很多不確定性。
曲道奎所說的“低端制造企業需要機器人，但現有的機器人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和未來的制造模式，大規模投產的機器人很可能是無效的產能”或許是目前機器人行業最大的悖論和中國“工業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隱憂
“可以爭論，但未來十年是機器人產業化的關鍵，必須抓住。”羅軍強調。在全國還在熱議機器人市場的盤子有多大的時候，這位國際機器人聯盟秘書長正在成都籌備國內首個工業4.0創新示范中心。
“未來10年中國將提前進入智能制造時代”，他計劃“加快布局機器人與智能裝備產業，為缺少資金等升級動力的傳統制造業企業提供機器人設備應用平臺”。
羅軍要尋找的是“在機器換人浪潮中的產業化機會”，而背景則是：我國是機器人最大的應用市場，但國內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不到20%，其余80%被國外企業占有。
但張啟（化名）可能不喜歡這樣的產業園。他的生產車間里僅有兩條自動化生產線，且主要從事搬運工作，但在最近一次地方政府組織的會議上，他被要求限期搬進當地規劃的機器人產業園里面。“交通不便，工人上下班，遠距離運輸等都是問題，”他有點抱怨，“這里簡直就是一個大雜燴，做什么的都有，有點機器人的概念就堆到一塊兒”。
這種抱怨來自國家戰略出臺前機器人行業“大干快上”的野蠻生長路徑。此前兩年，各地爭建機器人產業園，以產業集聚的方式打造區域機器人生產中心，目前全國已不低于40個地方產業園開建。
這其中既包括上海、天津、青島等沿海城市，也包括重慶等西部城市，甚至還有大量的二線城市。其中，上海提出的目標是，“2020年達到600億至800億元，占全國50%以上份額”；重慶則力爭“2020年機器人產業規模將能夠達到1500億元”。
這些地方公布的產業雄心都遠遠高出機器人行業目前的整體水平：在430余家機器人及其關聯企業中，規模最大的不過30億左右，95%的機器人企業年產值不過1億。“盡管我們是當地政府樹立的機器人龍頭企業，但確實還沒有相關的
產業規劃和產品，”一位要求匿名的上市公司內部人士暗示，“公司還處于機器人概念設計的階段”。在過去一年，該公司股票作為機器人概念股在資本市場表現活躍。
曲道奎曾用“小草與樹爭搶陽光”的比喻來形容目前中國機器人行業的企業格局，“國外機器人企業也就十幾家，且都是巨頭，中國情況恰恰相反，”他強調，“如果這么一鍋粥地亂干快上，機器人產業的大機遇可能又變成一個產業大悲劇”。“如果從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角度看，產業園計劃并沒有太大問題，”于海斌強調，“我更關心有多少資金投入到科研和人才隊伍的培育上，而不是低端的產能擴建上”。“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盲目投資”是風電、光伏等多個行業在產業推廣階段曾走過的彎路，而機器人產業是否會再走老路不能不引起業界的憂慮。
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購買并組裝近3.7萬臺工業機器人，其中外資機器人普遍以高端工業機器人為主，幾乎壟斷了汽車制造、焊接等高端行業領域，占比96%；而國產機器人主要應用還是以搬運和上下料機器人為主，處于行業的低端領域。
受制于此，機器人行業“四大家族”合計占國內機器人50%以上市場份額，很難想象，國家未來發展的鑰匙掌握在外資企業手中。
一個悲觀的預測是，“超過九成小散企業將會在未來的競爭中消失”。這也是國內機器人行業急于培養大企業集團的重要原因，官方設想，預計到2020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產業體系要具備3-5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機器人的低端產能擴張會重走光伏產業當年的老路嗎？無論是市場派還是技術派，這都是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畢竟，由政府主導的光伏產業幾乎可以作為一個產能無序放大的失敗案例寫進教科書了。
但情況可能會更糟，當年光伏產業里集聚的都是各地巨頭企業，而目前機器人行業都是小散企業，也就是說，“機器人的產能擴張連光伏當年的企業基礎都不具備”。
通往未來的大門已經打開，雖然陌生但足夠美好，是時候向老舊的生產線告別了。但埋頭苦干幾十年的中國“工業人”卻如同站在十字路口，有些猶豫，幾十年的光榮歷史歷歷在目，而盲目前行、閉門畫餅的陰影亦揮之不去：裹足不前和貿然突進一樣，都會埋葬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