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么集團公司更應被視為“經濟體”而不只是“組織體”？

隨著當代企業集團規模越來越巨大（營收規模可能巨至數千億美元，員工數量可多達數百萬人）、經營范圍越來越廣（大型企業集團經營往往橫跨數個乃至十數個大小行業，亦或在某個乃至某幾個行業中縱向覆蓋全產業鏈條）、經營維度越來越多元（跨區域&跨國、Online&Offline、族群&場景等全息戰場）、集團經營模式越發多樣（虛擬集團、產業型集團、金控型集團、投控型集團、聯盟式/商幫式集團、資本財團等）……

 

在這種時代特征下，再僅僅將企業集團理解為一個“組織體”很顯然已無法解釋集團面臨的越來越多且越來越新的問題，更難以滿足集團這種復雜巨型系統的發展要求。

 

集團經濟是指導集團戰略與集團管控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石。

 

從研究角度，我們可以將集團經濟歸為“中觀經濟”的范疇，它是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在同一經濟組織內的集合體，具有交叉性、綜合性和獨立性。

 

對于專一化的集團來說，它屬于單一產業在同一地區或者不同地區的集合；

 

對于綜合性、多元化的集團來說，它屬于若干產業在同一地區或者不同地區的集合。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多數集團是既跨地區、又跨產業的企業集合體。

 

二、“十四五”宏觀形勢的研判是做好集團型企業“十四五”規劃的必要前提

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國家抽象理解為一個更大范疇的集團型組織，國家間競爭也可簡化為集團間的競爭。在這一視角下，我們將“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和“中美競爭”作為探討宏觀形勢的邏輯起點。與西方基于市場主義的自由競爭下博弈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中國發展模式的本質則是頂層主動構建的、圍繞多層多維一體化規劃下的生態共生共謀體系。這是中國最基本的發展結構特征。

 

美式發展模式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權力傳導，基層利益（私人利益）逐步向上傳導、博弈為公共利益，并通過委托代理鏈來形成國家決策，并自上而下形成推進策略和權力釋放，并以周期性更換代理人為手段更迭博弈平衡態。

 

中式發展模式則剛好相反，直接由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代表最廣泛公共利益而總體領導完成從藍圖頂層設計、權力集中以及高效的向下權力釋放系統（國家管控體系）推進各項國家政策的落實，并在權力釋放過程中基于基層反饋而形成政策的不斷動態調節和優化。
 

顯然，二者在決策形成和權力運行效率上存在根本性的結構差異，后者比前者至少在實際運行時少了一個權力鏈傳導環節，故從組織結構效率而言，后者更有優勢。但后者也有兩個致命的考驗，其一是自我糾偏能力，其二是國家管控力。

 

在這種“生態共生共謀”下，所有產業參與者和相關要素都主動基于一個自上而下的主導性規則和周期節奏來運行，并彼此鏈接成一個有機、有序的生態系統，這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建立大尺度（從國家級到一帶一路）、長周期（從滾動的五年規劃到“兩個一百年”）的確定化目標和預期，最大程度減少或抵消不確定性的影響。

 

這將成為“東升西落”大勢最終落定所依托的邏輯假設。

 

在這個理想狀態下，各個主體就自動的找到各自定位，各歸其位，彼此耦合。

 

首先國家層面。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終一定是要在從經濟層面，在世界級的產業版圖和全球的競爭優勢當中，卡住我們真正的全球優勢地位。然后國家通過五年規劃、產業政策，通過國家級的項目向省域平臺傳導，再通過反向的影響，省域根據自身地緣優勢、資源稟賦和產業要素爭取和承接國家級相關的重大課題、項目以及政策。同樣一個邏輯啊，進一步往下傳導至市縣。當然實施過程也會有若干抓手。
 

國家層的承接載體分別是央企、省屬國企和市縣屬國企。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民營企業也在慢慢的進行主動歸位：國家級層面有行業龍頭、巨型民企財團、互聯新經濟平臺的構建者（像BAT等）、國家某戰略主題的參與者等；省屬平臺級的有區域領袖民企和商團；市縣級有區域生活、生產、生態共營者，小微/雙創型企業等。
 

在這個大的體系之下我們看到未來中國發展核心表達了三個層面的矛盾和關系。這也是未來影響中國經濟模式能否持續的結構性矛盾，核心體現為3+1結構。

 

3個界面的3個關系：

A.  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核心是中美）；

B.  國內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C.  國資與民資的關系（背后是公與私的體制問題）。

 

3類矛盾最終抽象為1個總矛盾，即發展的時間與空間的矛盾。

 

突破3+1結構矛盾，終極目的就是形成愈發范圍廣闊和深度耦合的經濟共生共謀體。

 

（一）中國特色發展模式之兩個延伸話題

1、國家體系運行的自我糾偏能力？

傳統觀點認為，多黨制是國家運行自我糾偏機制的必要條件。但我認為多黨制只是自我糾偏機制形成的條件之一，我們可以把它稱為“橫向糾偏機制”。

 

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的一黨執政并非意味著失去自我糾偏機制，而這個自我糾偏機制的內驅力是數千年文明史與深入骨髓的中庸文化，我把它稱為“縱向糾偏機制”。糾偏參照的坐標系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大一統治理和建國后“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經驗，指導理論就是“中庸”哲學（“四個自信”，從中國古代先哲智慧中尋找時代創新的理論根基與養分，不論臺面上倡導何種理論和何種主義）。

 

正是這種中庸平衡器使得中國數次在極左與極右之間回歸動態的平衡，而中國治理的藝術就核心表達為這個“度”的把握和拿捏。

 

2、國家治理與管控力？

首先，國家擁有足夠的管控實力，貫徹能力不必懷疑；但管控力道肯定是權變的，自由與集中，市場與行政，國資與民資，速度與風險，“儒”與“法”……長期來看，應表現為圍繞中庸、均衡這個“度”來波動。

 

故而，討論中國未來的國家治理和管控趨勢，不能用極端化思維，也不必揣測領導人的個人好惡，最終還是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復雜系統自身的自我均衡機制決定的。

 

這兩點將成為我們后續深入討論集團經濟結構的基本輸入條件。

 

（二）中美競爭之中國將憑何而取勝？

中國將獲得中美競爭的最后勝利！這本質上不是一個預測，而是一種戰略假設。

在我看來中美之戰系統原因源于“四大陷阱”：表面上看是“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共同面臨“馬爾薩斯陷阱”，各自痛點為作為先發國的美國如何擺脫“廉價資源陷阱”，而作為后發國的中國如何邁過“中等收入陷阱”。而中美擺脫各自陷阱的戰場重合，交疊為直接沖突區。

 

故而，中美競爭的終局在于誰能引領全球突破“馬爾薩斯陷阱”，賽點局在于中國能否盡早取得在基礎科技和基干產業上與美國等量齊觀的水平（例如核電、芯片、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操作系統、新能源、工業機器人、“四基”科技等，這方面應多學習日本經驗）并依托人口和市場優勢取得領先；最終看誰能實現對現有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并大規模應用推動生產力水平的新增量時代來臨。屆時，其他三大陷阱都將自然化解，全球格局實現真正重構。

 

相信這是中美斗而不破，彼此留有底線的原因，因為給對方一線生機也就是給自己許個未來。

 

中國此前40年改革開放的崛起，核心邏輯是通過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催生了龐大的制造規模和市場規模。市場規模放大工業制造的分工優勢，制造優勢又反過來刺激市場規模的放大，二者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效應，直到逼近存量技術水平能夠支撐的極限——絕對極限是全人類面臨的存量科技上限，而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還有一個相對極限，即自身的科技水平與全球領先水平之間的差距。

 

故而中國需要兩步走：第一步，補足相對差距靠集中投入、集中攻關以及政策和資本引導（釋放全社會的研發力量，尤其是頭部企業的研發力量，如何看待“華為2018年研發費用約占廣東全省研發經費37.5%”？），這客觀上會推動和加速產業的馬太效應（即產業優勢資源和人才向頭部和優勢企業集中，并由此形成更加牢固的科技競爭壁壘）；第二步，突破科技的絕對極限則要靠研發模式的徹底革命，這將是全人類都共同面臨的命題（如何看待“王堅入選工程院院士”？）。
 

工業互聯網可能是一個關鍵依托：我認為工業互聯網的本質不只是為了解決“個性化需求與大規模制造的矛盾”以及優化產業效率。國家大力推動工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體系的建設，一個重要的效應便是大大促進研發效率的提升，基于大數據的智能研發極大縮短研發效應向市場的釋放周期，以及通過市場反饋形成對研發的精準拉動。
 

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基數，產業互聯網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萬物互聯和智能算法實現全域大腦聯網、人機聯網，催生組織智慧、生態智慧，而這種更高級的智商與人機互聯的單位基數和數據豐度存在指數級關聯，猶如人類大腦的神經元數量直接決定了人類智商的突變——隨著未來人機連接數量突破閾值，將迎來全人類研發模式的徹底變革。

 

在中國發展模式之下，面對機遇與挑戰，宏中微各級主體是穿透的、同構的，即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都將毫無減損地傳導至企業層面，反之亦然，真正做到了“命運共同體”。

 

三、從集團經濟視角重點關注“十四五”期間國家戰略的導向和趨勢

1、“十四五”期間，中美競爭將接近或迎來賽點局（迎來的可能性較小，恐怕要到“十五五”），但離終局的到來還尚需時日。故未來5年，雙方繼續保持斗而不破是最佳選擇，但中國面臨的總體壓力恐怕不會比目前小。美國施加的外部壓力只是表象，根本壓力在國內內部；要務必不能出現大規模惡性風險，例如債務風險、金融風險等。“穩”與“控”將依然成為十四五的主基調，內不生變，外憂無患。這將直接影響企業集團十四五規劃的總基調。

 

2、“十四五”是中國發展動力徹底換擋期的最后窗口，傳統紅利（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城市化紅利、技術轉移紅利、流量紅利……）將徹底結束，新的紅利期必須來臨（5G新場景紅利、數據紅利、智能制造紅利、科技創新紅利、區域重構紅利、鄉鎮農村消費市場的下沉紅利……）；所有政策都必須確保這次換擋！只有這樣，6%的年均增速才能保障，中國人均GDP才能在十四五末進入世行劃分的高收入經濟體12000多美元的門檻，真正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到那時，中國才能真正穩住局面，全力向終局發起攻勢。——企業自身的發展動力換擋也必將成為其十四五規劃的關鍵組成部分。

 

3、“十四五”期間，為應對全面挑戰，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重點將是擴大“對內開放”：其一，越來越多的國有壟斷領域（如能源、軍工、電力、通訊）應該向民資競爭性開放；其二，通過深化“混改”的方式，讓民企共享國企的資源紅利，同時“混制”持續破除國企管理的機制僵化和管理低效問題。——無論國企還是民企，如何更深刻地認識這一趨勢？

 

4、“十四五”期間，企業競爭的馬太效應將進一步持續和加劇，政策和資源繼續向頭部和優勢企業集中——這不僅會帶來企業集團競爭模式的調整，更對其管控體系的重構提出全新挑戰。

 

5、“十四五”將依然是一個新物種大量爆發的紀元，圍繞5G和產業互聯網的建設與應用，可能會出現擁有顛覆性力量的新企業——作為大型企業的集團公司如何有效應對新事物和新變化？

 

6、“十四五”期間，中國圍繞一帶一路的深度國際化將持續，直接投資而非單純的資本輸出應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主要模式，2025年目標要“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產業集群，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明顯提升”——集團型企業當該如何選擇？國資和民資類集團可以扮演什么樣的差異和互補作用？

 

四、“十四五”規劃咨詢的幾點提示與建議

1、必須首先幫助客戶翻越“四座大山”：流動性風險，盈利能力，發展歸核與競爭力提升，持續創新。
 

2、創新集團化發展模式，進一步結構性釋放集團化紅利：平臺+場景模式，管控智能化，結構重組型盈利模式，一致性設計。
 

3、倡導三種思維：構建型思維（時間函數，空間函數），平臺經濟思維（大型企業集團升級的主流方向，是強化馬太效應的重要方式），動態均衡思維（混沌與秩序；固本與更迭；一系列矛盾問題的合理與適度平衡：世界與中國，產業與金融，自主發展與聯盟抱團，戰略與戰術，目標與能力，即期與遠期，穩健與激進，長與短，重與輕，剛性與柔性，自然經濟與人造經濟……）
 

4、國企是底盤，民企是發動機，混制企業是傳動軸：在中國特色發展模式下，國資民資是唇齒相依，互為掎角，缺一不可；作為一家有使命感的頭部咨詢公司，和君的服務導向不能偏廢——國企的很多解決方案可能要到民企實踐中去尋找，民企很多發展瓶頸的突破可能需要到國企模式中探尋——微觀層面，中國未來可能勝出于物種多樣性，有國企有民企有混血經濟體，有新物種…面對復雜未知的世界，最根本的也是最具抗系統風險能力的就是多物種狀態。
 

5、面向“十四五”，我們將面臨史無前例的“復雜性”挑戰，理解復雜，解構復雜，駕馭復雜，重構復雜，成為對咨詢團隊專業能力的最大考驗。
 

6、大型企業集團實施變革是一套多維度作用力共同推動的系統工程——認識統一，趨勢洞見，整體謀劃，模式與功能重構，組織結構異化，體制機制創新，反思迭代進化，上下同欲，內外同力——咨詢師不僅僅窺探復雜系統的運行機理，更要化身為一只“蝴蝶”，通過靶向的蝴蝶效應推動企業實現一場偉大的發展變革，這將是咨詢價值的更高體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