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強國的重大戰略之一。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中央賦予鄉村振興戰略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為鄉村振興問題不僅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也是關乎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關系中國未來發展方向與命運的重大戰略。在中國邁向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是一個十分具有挑戰性的新課題。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關于鄉村振興的重要講話中不難發現，邁向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基于新思維、新理念、新思路的偉大戰略。如果全黨全社會不能站在新時代的高度，以黨中央的新思維為基準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那么鄉村振興戰略就會犯方向性錯誤。目前，在中央出臺的一系列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文件中，至少有以下六個方面的重要思維值得全黨全社會進一步關注與思考。
一、從“農村”到“鄉村”的系統發展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非常正式地把長期以來對農村的稱謂從“農村”變成了“鄉村”。從“農村”到“鄉村”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包含著黨中央對鄉村振興工作的新思維。“鄉村”是近代之前中國對鄉村的稱謂。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我國對農村的稱謂一直就是鄉村。近代以來，基于現代經濟學的“三次產業”分類理論，才把鄉村人為定義為農村。農村是專門從事農業產業(自然經濟和第一產業)為主的經濟單元，所以叫農村，并按照此功能定位，將農村在現代經濟系統中的主要功能定義為為城市生產糧食。
在中國古代的鄉村稱謂中，鄉村所具有功能卻不僅僅是單一的農業生產。從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來看，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鄉”是“”。這個“”字內涵是指兩個人相向對坐, 中間放著一個盆，里面放著肉和酒，他們倆坐在這兒吃飯聊天共食一簋的場景，這意味著中國古代的鄉村首先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地方。事實上，中國古代的鄉村是具有血緣關系、互助關系，并形成了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和價值的地方，這樣的地方才叫“鄉村”。用現代語言來講，鄉村是一個攜帶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與生產、社會與文化、歷史與政治多元要素為一體的人類文明體。
但是，當我們古老的鄉村“變成”了農村，具有中華文明基因的鄉村就變成了一個單一的經濟體。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管理鄉村的部門是農業部。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所設定的現代化，城市才是可以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地方，鄉村并不具備承載現代化美好生活需要的功能，它只被賦予了一個為城市生產糧食的功能。按照西方國家設定的現代化標準，農村人口越少越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千百年來曾在鄉村世代傳承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人文習俗都被認為是無用的東西。按照這種產業分類思維，就有了21世紀以來把教育從鄉村撤走，各種要素加劇向城市流動的情況。如果沒有黨的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鄉村振興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國家繼續按照這種產業分類的思路走下去，中國的鄉村在不久的將來將不再是承載中華文明優秀傳統基因的鄉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將時刻面臨著斷根的危險。
從這個角度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把中國農村的稱謂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相關文件中恢復為鄉村，雖僅為一字之差，卻代表著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一種新思維，這種新思維，在哲學上是一種系統整體思維，它把鄉村重新還原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的中華文明載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個關于鄉村振興的二十字總體要求，就是著眼于中國鄉村的整體振興，要實現鄉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的系統性發展振興，絕非單純追求單一的農業經濟振興。
正是基于這種新思維，黨的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把原來的農業部改革為農業農村部，為系統解決鄉村問題提供體制機制保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的是鄉村振興戰略，而非農村振興戰略，這就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嚴格遵循黨中央的正確部署，擯棄以往的碎片化思維，以一種系統整合的思維來切實解決好我國的“三農”問題。中國鄉村社會的全面振興發展，絕不能延續簡單就經濟搞經濟的工業化思維，而應從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歷史的整體角度系統性加以解決。
二、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的城鄉等值互補思維
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關于城鄉關系的新提法，這不單純是一個用詞的變化，其中包含著黨中央對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思維與新舉措。長期以來，在傳統的城鄉統籌思維框架中，城市與鄉村存在著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一直是城市高高在上統籌鄉村。以往很多同志一談到鄉村，就會下意識地認為鄉村是愚昧落后、不文明的，只有城市才是文明的載體。在開展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有些農民和干部簡單片面地認為新農村建設就是要把房子建得跟城市一樣，進而導致許多具有重大文化與歷史價值的古村落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與拆遷。以往按照這種城鄉不平等的思維，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基本演化為城市替代鄉村的過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城鄉“融合”，包含著黨中央對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新定位、新認識。所謂“融合”，就是建立在城市與鄉村價值等值、功能互補基礎上的良性互動關系。
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城鄉融合新思維，首先需要摒棄根深蒂固的城市富大哥、鄉村窮小弟，城市代表文明、鄉村代表落后的錯誤成見。從城市與鄉村的功能定位來講，城鄉關系更像一棵大樹一樣，鄉村是大樹的根，城市是大樹的樹冠。曾幾何時，當人們在贊美城市花美果香時，似乎早已忘記了鄉村那看不見的根。長此以往，中國未來的城市發展將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將存在著嚴重的后遺癥。
回顧中國城鄉建設發展的歷史，就不難發現沒有鄉村的中國是無法走到今天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最早也是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端的。20世紀80年代的“一包就靈”，解決了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吃飯問題。20世紀90年代最早進入市場的企業，是中國農村創造的鄉鎮企業，中國鄉鎮企業創造的財富首次占據了我國GDP總值的半壁江山。進入21世紀，我國的城市逐步具備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城鎮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優勢得以充分顯示出來。至此，中國經濟增長的重心從鄉鎮轉移到了城市。在這個時期，人們開始逐漸的忽略鄉村和農民，致使“三農”問題開始凸顯。21世紀以來，城市的快速發展與農村、農民的巨大貢獻息息相關，為城市化貢獻最大的是進城成為城市建設與城市經濟發展主力軍的2.7億農民。這2.7億農民工中有9000萬農民工在房地產、城市建筑行業工作，正是廣大農民工用自己的血汗哺育建設了城市。
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的鄉村振興之路，最需要重新認識的是鄉村的價值。目前，從城市到鄉村的“新回鄉運動”作為一種新的力量正在悄悄地改變著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的城鎮化，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和資源向城市流動。近年來，一個值得社會關注的城鄉雙向流動、雙向驅動的新城鎮化模式正在逐步浮出水面。
城鎮化不是恒定不變的直線運動。反觀近代以來西方城鎮化的歷史，無不是在城鎮化與逆城鎮化的周期波動中進行。我國隨著城市病爆發、空氣污染、生活成本提高、城市生活審美疲勞等多種因素，在一些大城市已經開始出現大批藝術家下鄉、退休者告老還鄉、人們組團到鄉村養老等逆城鎮化現象。在逆城鎮化現象推動下，許多城市人到郊區買房、到農村去辦農家樂、到山區去辦各種旅游項目。伴隨著城市人口向鄉村流動，也催生了城市資本下鄉搞有機農業、鄉村旅游、古村落改造等新趨勢。其實，城鄉之間的融合發展之路，就是城鄉各自發揮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推動各種要素資源高質量雙向流動的城鄉互補共贏、共生發展的新模式。
三、為小農經濟正名的“小而美”“小而優”新思維
在如何發展鄉村經濟這個問題上，我國一直受到工業經濟思維的左右，并據此規劃了近幾十年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按照工業經濟思維，小農經濟是中國邁向農業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如何把小規模的小農經濟改造為大規模現代農業，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內都被認為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在實踐中，大家依然可以看到我國古老的小農經濟順應現代市場發展要求并釋放出巨大生命力的生動情景。如何認識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遺留下來的小農經濟，成為影響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瓶頸。
對于這個頗具爭議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為中國小農經濟正了名，報告明確提出不是不要小農經濟，而是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不可否認，以美國為首的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走的是一條我國無法簡單照搬復制的大規模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畢竟，美國僅有3億左右人口卻擁有30億畝耕地，人均糧食1噸，而中國擁有14億左右人口，嚴守的卻只有18億畝耕地。而且，我們的土地三分之二都分布在丘陵地帶。美國的農業可以不考慮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問題，純粹以追求商業效率為目標。中國農業的首要功能卻是滿足國計民生需要。按照現代經濟學思維，要實現滿足商業需求的農業發展目標，就必須不斷提高人均生產效率，而我國作為人多地少的國家，為滿足國民生計需求，追求的首要目標是優先提高土地產出效率。無論是西方的經濟學研究，還是中國農耕經濟發展的實踐，都證明小規模經濟相較于大規模經濟，雖人均效率很低卻可有效提高土地產出效率。中國大量的丘陵山地，決定了中國不能搞美國式的大規模農業。此外，中國農業的功能定位也決定了農業必須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農主導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之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強調：“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實現這個目標，小農經濟是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經濟方式。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與大規模農業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它首先滿足的是農民自身消費的功能，剩余的才進入市場流通。可以說，半商業化的中國小農經濟在保證中國糧食安全上具有一種天然有效的調節機制，而純粹的資本農業則完全失靈——如果糧食價格下跌，資本就會停止生產糧食，如果糧食價格不斷提高，資本為了獲利甚至會囤積居奇。不難發現，將關乎中國14億左右人口的糧食安全交給唯利是圖的大資本農業，顯然是一個巨大的冒險行為。
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生命力存在質疑為時已久。解放后，在“小農經濟是形成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理論的作用下，國家為了防止小農經濟演化為資本主義，逐步把小農經濟改造為集體管理的規模經濟。實踐證明，消滅小農經濟曾給中國帶來了糧食危機的巨大災難。20世紀80年代以來，承包責任制一包就靈，秘密就在于國家把在中國已存在了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找了回來。
為什么說小農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經濟學角度看，是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是農業生產過程中最有效率的組織方式。農業生產跟工業生產不一樣，農業生產很難像工業生產那樣不受天氣、四季變化的影響而進行規范化、標準化管理。在農村農忙時，上至80歲的老人，下至6歲的孩子，都可作為勞動力參加勞動，且農民每天為自己勞動的時間遠遠超過八小時。
現在許多大企業通過流轉土地來進入農村，希望以工廠式管理方法來管理農業，實踐表明，這種管理方法導致當年在生產隊模式中出現過的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再次出現。局限于國土地形情況，美國式規模化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很難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主導模式。我國要走出這個管理困境，必須充分學習借鑒美國式的現代化農業模式，在新疆和東北等為數不多的可適應大規模農業生產經營的地區通過最大限度地使用機器少用人來降低生產成本，其余地區則立足于走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小農經濟主導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之路。實現小農經濟與現代化規模化生產經營的高效鏈接，才是中國農業未來發展的出路之所在。
四、探索鄉村“三位一體”治理的熟人社會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鄉村治理體系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準確認識鄉村治理模式的一個新思維，就是要區分好城市社會與鄉村社會最大的區別是什么。鄉村是熟人社會，城市是生人社會，這是認識與探討鄉村治理的大前提，若離開了這個大前提，就會因機械地把城市治理模式套用到鄉村治理之中而導致鄉村治理失效現象的產生。
最值得全社會反思的，首先就是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將民主選舉引入鄉村治理之中。1998年6月，在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標志著村民自治民主選舉制度開始在中國農村普遍推開。20年過去了，初期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選舉制度，在鄉村治理上出現了嚴重失靈的問題——家族勢力左右鄉村選舉、賄選問題普遍存在、鄉村社會互助關系解構、選舉出的村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等。
我國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來解決鄉村治理失靈問題，首先要從鄉村是熟人社會這個大邏輯前提出發，反思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治理失靈的根本癥結，以一種新思維、新思路去探索中國鄉村社會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綜合治理之路。
首先，民主選舉在鄉村無法真正落地的深層原因，就是這種來自西方的民主直選制度是適應于生人社會的治理制度，機械地將一個適用于生人社會的治理制度植入熟人社會治理之中，這是導致民主選舉在鄉村治理中作用失靈的根本性原因。
在幾千年的文明演化中，中國古代鄉村社會并沒有走西方法治主導的民主式制度治理之路，而是基于中國鄉村社會所特有的熟人關系社會，走出了一條符合我國傳統文化和治理實踐需要的德治主導式推舉制度之路。中國鄉村作為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熟人社會，形成了中國人所堅信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倫理觀。在這樣一個小規模的熟人社會中，私人與公共空間是沒有邊界的，每個人的信息都是透明的。誰成為管理者不需要通過優勝劣汰及投票競爭來決定，而是由這個鄉村最有威望的長老會來推薦管理者，經過千百年的實踐檢驗，民主協商推薦制無疑是鄉村社會中最有效的社會治理模式。相反，在西方生人社會治理模式中，由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必須共同遵循的契約關系，很難用道德的約束來構建良好社會秩序，最有效的治理模式就是法治，而非德治。在這樣的社會中選擇管理者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競爭，即投票選舉制度。
由此，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臘就實現了民主治理，這是由于古希臘的城邦社會是一個適應這種生人社會治理制度的社會模式。然而，這套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好的治理制度，在中國鄉村社會反而落不了地，這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愚昧、素質低，而是它與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不相適應。
同時，中國鄉村社會同樣需要民主。追求民主、法治、公平與正義是任何一個社會組織都應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但達到民主、法治、公平與正義的方式和路徑卻是多樣化的。雖然當代中國鄉村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傳統熟人社會，而是一個比原來更加開放的鄉村社會，但鄉村熟人社會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方式，正是適用于新時代中國鄉村最有效的治理模式。
五、鄉村集體發展之路的互助合作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壯大鄉村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全方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經濟就已不復存在。按照城市治理的思維和模式，要維系一個城市的秩序，只需要保證做到個人財產不受侵害、以法制治理城市公共關系空間及以城市公共財政解決好城市公共事務投資這三點。
20世紀80年代人民公社解體之后，我國所嘗試走的就是試圖用同樣的城市模式來解決中國鄉村社會存在的治理問題這樣一條路。現如今，中國許多鄉村的公共基礎設施已經改善了很多，按照城市治理的模式，鄉村社會的法制建設也同城市一樣進行著，但鄉村社會并沒有出現預想的良治狀態。這是由于鄉村“黑”勢力、吸毒賭博、高價婚姻、打架斗毆等問題是無法完全通過法律手段來有效解決的。探索適應中國鄉村社會治理發展實際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模式，就是要努力探索出一條有別于城市的治理之路。要落實鄉村自治與德治，鄉村集體經濟重建就必須跟上，以仁愛為核心價值的鄉村集體經濟是實現鄉村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模式的堅實經濟基礎。
鄉村社會作為一個放大的家庭式熟人社會，仁愛互助是維系這個大家庭和諧穩定的核心價值，這也是鄉村與城市組織最大的不同。要維系這種社會資本，除了互助合作的倫理外，還需要鄉村集體經濟這一新經濟模式來支撐。
總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壯大鄉村集體經濟，不僅僅是要加強其在經濟方面的功能，也是要加強其在鄉村互助合作關系重建方面的重要經濟基礎作用，更是培養鄉村社會資本的重要前提。同時，它還是健全和落實鄉村社會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載體，這需要全黨全社會在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實施過程中予以高度重視。
六、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親情思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最有新意的要求：“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源于血緣關系及熟人社會的鄉村，本身就是一個以親情關系為維系紐帶的鄉村。中國鄉村社會所特有的敦厚、本分、好客重情的親情特質，已成為一種中國農民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全黨全社會要更好地認識新時代的農村，與新時代的農民打交道交朋友，必須以同樣的親情思維來進行。鄉村振興，固然需要資本投資、需要技術創新、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廣泛參與，但開啟鄉村振興的第一道門，就是親情思維。如果全黨全社會不能夠以親情思維來開展中國鄉村的振興工作，農民的主體積極性就很難有效地被激活，鄉村振興就會缺乏內生原動力，最終導致鄉村振興戰略成了政府一家要搞的鄉村振興，而非廣大農民發自內心想要的鄉村振興，這是全黨全社會在具體落實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必須重視的方面。
親情思維是打開鄉村振興的第一道門，只有在愛農村、愛農民的思維指導下開展鄉村振興工作，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才會被切實調動起來，鄉村振興所需要的技術和資本才能有效地在鄉村社會基礎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鄉村與城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城市管理需要具備高度理性的法治，恰恰要排斥親情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按理辦事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一般規律，在農村則正好相反。近幾年，在扶貧工作中，全黨全社會為鄉村搞建設謀發展、送去了大量的錢和物，駐村干部也經常幫助農民家庭做事情，但常常換來的是農民的冷漠回應。這些案例都是由于部分同志在開展農村扶貧工作時沒有帶著愛農村、愛農民的親情思維所造成的。親情思維，就是廣大扶貧干部要把農民當成“父母”來對待。政府對農村的扶貧和投資，不能自認為是對農民的恩賜，而應從內心把這份工作視作對農村“父母”的深情回報。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人們的情感離鄉村已越來越遠。盡管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重點關注“三農”問題，但廣大學界和媒體，在學術和宣傳工作中所用的“語言”依然是廣大農民所聽不懂的語言。有的干部到農村下鄉駐村，有時仍然會表現出一些農民看不懂也很難接受的行為和做法，這都需要我們在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實施過程中予以深刻反思與認真糾正。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與廣大農民打成一片？那個時候，我們共產黨人不僅沒有錢給農民，還要依靠廣大農民來幫助搞革命。現如今，當我們帶著扶貧的資金和物質下到農村，有時農民反而會產生誤解，這不是農村和農民發生了變化，恰恰是有的同志丟掉了做好“三農”工作的親情思維和優秀的革命傳統。革命戰爭年代，黨的干部和農民兄弟坐在炕頭上聊天，幫助農民挑水、掃地、種地。基于親情思維的黨群關系，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與廣大農民心連著心，從而在整個革命戰爭進程中得到了農民兄弟發自內心的認可與無私的幫助。
落實好黨中央大力推動的鄉村振興戰略，全黨全社會必須要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以親情思維做好黨的“三農”工作。親情思維，依然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做好鄉村振興工作的金鑰匙，依然是調動廣大農民積極性、充分激發廣大農民內生發展動力，讓廣大農民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主體的最有力杠桿，更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落地生根的能量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