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須統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這一要求直擊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痛點堵點，將極大釋放新一輪改革紅利，從而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奠定基礎。建議加強統籌協調、系統集成，推動相關改革落地見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持續推進，城鄉融合進展突出：一是城鎮化率由2012年的53.10%提升到2024年的67%，十二年間提高了13.9個百分點。二是經過艱苦努力，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三是2024年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比值達到2.34:1，較2013年的3.03:1有明顯的下行，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然而，城鄉融合發展不足、城鄉差距過大、農民收入偏低等問題仍是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中國現有6億農民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左右，月收入不足1000元；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長期處在42%左右，發展中國家在50%以上，發達國家能達到60%，中國在這一指標上卻比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還低近10個點。城鄉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民收入偏低，如果這6億農民人均年收入能從1萬元增加到3萬元，那整個農民群體每年就能增加12萬億元收入，甚至13萬億元，就能夠占到中國130多萬億元GDP的10個百分點，使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從42%上升到52%，這將是城鄉融合的關鍵所在。

中國農村之所以貧困，農民人均收入低的重要原因在于土地不夠。在中國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下，胡煥庸線兩邊自然資源和氣候差異顯著，導致可耕種土地面積和居住人口的巨大差異。該線東南側占國土面積約410萬平方公里，年均降水量高達1000-1800毫米，農業生產適宜性強，承載了中國94%左右人口；該線西北側國土面積為550萬平方公里，但年均降水量只有400-600毫米，沙漠、戈壁等生態脆弱區廣布，導致人口承載能力低下，農業生產空間受限，人口占比僅約6%。

在這個自然資源背景下，該怎么解決資源受限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和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對城鄉融合提出了具體的改革發展措施。在“十五五”到2040年期間，城鄉融合發展應該做好以下5件事：

第一是把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67%提升至78%。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一般都在80%左右，中國也必然要走到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階段，要在“十五五”時期乃至到2040年實現這個目標，那么就意味著還將增加近2億農民進城。近年來，我國人口增長已近拐點，未來一段時期將面臨總人口持續減少的局面，如果人口不能有效集聚起來，不僅前期巨大的城鎮化投資成本不能攤薄，還不利于產業發展、城市繁榮。事實上，除少數幾個超級大城市外，我國絕大多數大中城市人口規模是不足的，進一步的提高城鎮化率勢在必行。

第二是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48%提升至78%。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構建產業升級、人口集聚、城鎮發展良性互動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因此，要在推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同步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實現到2040年時戶籍城鎮化率提高到78%。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7%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48%之間還有19個點的差距，約有2.5億人。這些人實際上長期處于“半市民化”狀態、“兩棲”狀態，這對整個社會無論是公平、效率還是安全都帶來巨大的損害。如果到2030年，將現在已經進城的2.5億人全部落戶到城鎮，到2040年將2億新增進城農民全部落戶到城鎮，不僅可以解決上述公平問題、安全問題，還有助于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第三是除個別大城市以外城市戶籍制度放開。除了上海、北京等超大城市以外，鼓勵其他的大中小城市戶籍放開，面對自愿落戶城市的農民開放城市戶口。

第四是保障進城落戶農民農村“三塊地”的權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這些政策組合起來，就是要充分保障進城農民在農村的財產權利。

第五是要賦予特大鎮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改革。我國現有3.8萬個鄉鎮，其中有9000多個街道、9000多個鄉，還有2萬個鎮，有近2億人住在鎮里。未來，隨著城鄉進一步融合，賦予特大鎮同人口和經濟規模相適應的經濟社會管理權改革，將之定位于推動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實現以城帶鄉的重要支撐，使之一部分鎮成為特別市，一部分鎮成為縣城的街道，還有一部分成為城市群都市圈重要的樞紐節點，享受縣市級管理權限，進而形成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體、縣城和特大鎮為支撐的新型城鎮化體系。目前，我國正在推動在城市群都市圈進行舊城改造，這些特大鎮不應成為遺忘的角落，也需要與時俱進升級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實現舊貌換新顏，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方面實現與城市群都市圈同城化。

做好上述5件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同步提升到78%，則7億多的農村戶籍人口變成3億左右，有4億多的農民將會進城，那么農村將會發生5個重要變化，城市將會進一步的發展。

第一，有利于農民增收。有望帶來農民人均耕地面積提升，從而帶來農民收入的提升。現有2.3億戶農民將減少到6600萬戶，戶均土地將可以由現在的7.8畝地左右擴大到30畝左右，戶均來自務農的收入將由現在的2萬元左右提高到8萬-10萬元，基本與農民工（雙職工家庭）進城打工的收入相當。這將是一個重大進步，城鄉收入差距會進一步縮小，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就能更加堅實。

第二，有利于農村進一步深化改革。全國現有2.3億戶農戶，戶均經營規模7.8畝，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有2.1億戶，小農經濟特征明顯。由于戶均規模上不去，規模經濟難以體現，糧食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豐產不豐收的問題較為突出。隨著農民戶均耕地面積增加，從而為農業大型機械的應用、農業科技的推廣創造更好的條件，有效規避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農田撂荒化帶來的風險。在此基礎上，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深化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改革，完善承包地經營權流轉價格形成機制，促進農民合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讓農村深化改革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第三，有利于農業經濟的發展。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也有利于資本、技術等要素下鄉經營，農業產出將得到持續增加，農業產業鏈將得到全面提升，未來農業就有望成長為“第六產業”。所謂第六產業，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賦能第一產業，形成從“田園”到“餐桌”的高水平產業鏈供應鏈。事實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食物的需求正從“吃飽”向“吃好”再向“吃得更健康”轉變，這種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正為中國農業的“新革命”創造越來越豐富的場景。現在8.3萬億元的農業GDP被改造后如果能產生16萬億元的GDP，那農民的收入也會翻一番。

第四，有利于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中國農民目前最大的問題是97%的年收入來自勞動收入，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雖然農民每家每戶都有一畝三分地，但這一畝三分地尚不能變成可以產生現金流的信用品，無法給農民帶來財產性收入。而盤活農村“三塊地”，實現土地資源依法有序流轉，可以為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廣，農民和農村因“三塊地”帶來的財產性收入會逐步增加，城鄉差距會得到較大改善。

第五，有利于城市規模的發展狀大。農民進城落戶轉化成市民，不僅可以有效增加城鎮勞動力供給，消化相對過剩的房地產庫存，攤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還將會推動形成一批新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固然需要農業的現代化，但從根本上還是要靠以城帶鄉，靠一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特大城市帶動下的城市群都市圈的有力帶動。要靠這些超級大齒輪帶動各類中小齒輪運動，中國經濟的這個超級大機器才能越轉越穩、越轉越好。在壯大城市群都市圈的同時，也會進一步釋放我國基建、建材、家居家電、新型消費等的潛力，進而起到暢通內循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獨特作用，將充分激活我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空間。

深入理解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精神和國務院印發的《深入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措施，才能精準有力的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