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國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發展模式從形成的原動力及其功能方面來看，主要分為藝術家主導型、政策導向型、開發商主導型三種。
 

        藝術家主導型園區

　　藝術家主導型園區是指藝術家自動聚集和自動孵化形成某個產業集聚后由政府或開發商統一管理，政府對已經形成的園區進行合理和有效的指導管理，把握好藝術生產社會標準效益，引導園區有效發展。
 

　　最初的文化產業積聚出現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舊廠房、倉庫內。這類產業由于創業之初付租能力普遍不高，是在租金和文化空間環境兩要素下自發形成聚集的，北京、上海等地的舊廠房是中國文化產業園的雛形。
 

　　這是創意產業園區最早的開發方式，得益于藝術家們專業知識的儲備，園區的文化藝術價值在開發中被深度挖掘并凸顯出來。藝術家開發力度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房地產開發和市場運作的相關知識，同樣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實際運作中的幫助。北京798藝術區、宋莊原創藝術與卡通產業集聚區、上海M50、成都藍頂藝術中心、深圳大芬村等都是此類園區。
 

　　但這類園區的弊端在于政府或開發商介入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園區原有的生態平衡，高漲的房租等導致一些入駐企業的退出，或與創意產業無關企業的進入。同時，隨著城市中心城區的不斷外擴，政府規劃經濟用地與文創產業園生存空間持續拉鋸。GDP重壓下的土地財政向城區周邊爭地，原有文創產業園的可用范圍步步緊縮。部分產業園由于區位受限，難以保證后續發展。
 

　　政策導向型園區

　　政策導向型園區是指政府規劃建設或大力推動并進行統一管理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這是我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的重要方式。政府導向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一般具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良好的政策支持、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特定的園區發展方向。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中心土地日漸稀缺，舊城改造成為大勢所趨，大規模的城市更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文化產業對市中心舊廠房的重新利用既可以保存城市歷史的痕跡，又能夠節約舊城改造的費用，所以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各級政府部門越來越重視對舊廠房的開發利用，相繼將一些廠房進行更新和改裝，或新建一塊區域進行規劃，集中發展某類型文化創意產業，大量投資建設基礎設施，為企業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務平臺，實行招商引資特殊優惠政策，吸引行業內重點龍頭企業人駐，最終形成集聚區。
 

　　近幾年來，我國各地政府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都相繼規劃和建造了一系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北京市規劃了DRC工業設計創意產業基地、中國（懷柔）影視基地，杭州市政府規劃建設了“杭州市十大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昆明市也著力打造14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但這類園區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劣勢，依靠單一的行政手段管理園區會導致市場的調節作用較難發揮，管理者與企業缺少對話，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同時，由于全部由政府投入建設，并全程監管和運作，對政府的財政實力要求較高。
 

　　開發商導向型園區

　　開發商導向型園區是指由開發商投資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一般由資本雄厚的民營企業或私營企業對園區進行統一規劃和管理。這種發展模式不僅操作方便、適用面廣，而且節省人力物力、效率高，具有較好的市場調節作用，比起藝術家主導型更易產生經濟效益。
 

　　開發商的介入，可以為文化產業園的開發和經營模式帶來全新的思維和模式。南京1912街區、創意東8區、上海8號橋、杭州樂富·智匯園等都是民營資本投資建設的。杭州樂富·智匯園是由一家房地產商將標準廠房進行了適當的調整和整體形象包裝，吸引創意設計類企業入駐，形成文化創意產業集聚。
 

　　但是這種開發模式往往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很少考慮社會效果和文化效果。由于開發商關注的是商業經營的“利潤短期目標”,與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從“形成-發展-成熟”的長期目標相矛盾，單純由開發商來主導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片面性和短視性，不利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形成與發展。迫于資金壓力，開發商通常將文化產業的特點用于產品開發和營銷包裝上，而并非實質性的引入文化產業進行發展，甚至是引進一些非文化創意類企業入駐，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政府的規劃和專家的指導。
 

　　當然，上述三種文化創意產業集聚模式沒有嚴格的劃分界限，當條件成熟時可能會發生模式轉換和混合。同時，無論是藝術家自發積聚，還是開發商自主開發，文化產業園最終會引入政府的參與，形成市場和政府雙輪驅動才有利于文化產業的良性循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