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雄安新區。此次雄安新區的設立規格極高，定位深遠，堪稱我國2017年開年來最大經濟事件。短期內的資本追捧不能代替經濟發展的長期規律，雄安新區的發展價值依然要放在資源空間集聚、經濟增長模式創新等基本邏輯下來審視。

 

        盡管從各項統計數據的表現來看，中國經濟初步形成L型增長的底部筑底態勢。但是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債務泡沫風險過高、新的經濟增長點動力不足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觀。特別是由于資產價格膨脹引發的債務膨脹風險依然存在。盡管統計口徑不同，各方研究的結果有所差異，但是我國全社會債務水平依然維持在250%以上的高位這一判斷基本是被公認的。從我國目前債務風險控制的思路來看，主要有兩個思路：一是通過債務置換降低短期債務壓力；二是挖掘居民杠桿潛力，通過居民消費端增加杠桿的方式，減輕企業端債務杠桿壓力。

 

        從實施效果來看，前者的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對銀行壞賬壓力的沖抵上。根據2016年12月的數據顯示，我國銀行系統不良貸款比率由上季度的1.75%降至1.74%，其農村商業銀行不良率下降最為顯著，降至2.75%，但是股份制銀行的不良率卻由1.67%大幅升至1.74%，國有銀行的不良率也從1.67%小幅升值1.68%。這表明債務風險在銀行系統的蔓延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在經濟形勢沒有根本好轉的前提下，核心銀行系統的風險壓力依然很大。而居民端加杠桿的效果相對更為顯著，尤其是對與房地產領域的去庫存效果尤為顯著。一線城市繼續維持高位增長，二三線城市的房價增速也已經開始趕上。特別是長期疲軟的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的2016年11月份房價同比增長9.24%，創下2014年7月以來新高。

 

        但是，造成資產價格膨脹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長期以來的貨幣超發，在政策性騰挪的前提下，債務風險暫時不會爆發，但是債務結構的時間、空間轉移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風險隱患。尤其是債務杠桿對于房地產的依賴性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還在加強，特別是各股份制銀行的債務風險暴露期并沒有結束，大量的債務風險還在發酵。結束寬松周期，貨幣收緊是政策趨勢，但是在如此龐大的債務壓力下，使得我國的貨幣政策遲遲不能退出寬松。考慮到中央指定的6.5的增長目標還需要完成，我國貨幣政策依然需要提供相應保障。但是貨幣的投放渠道和投放目標需要慎重選擇。此時雄安新區橫空出世，無疑是為下一步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提供了著力點。

 

        雄安新區的戰略意義深遠，長期來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化我國城市布局空間，從根本上對化解一線城市的房地產泡沫風險進行嘗試；二是提供縮小地區經濟差距的范例，為培育中西部落后地區經濟增長新動力提供經驗；三是從國際視角優化我國北方經濟影響力，防止面對東北亞國際競爭壓力時，由于東北經濟遲遲沒有起色，我國在北方缺乏經濟型中心城市承接。但是短期內看，最為直接的影響機制依然和貨幣政策息息相關。雄安新區的規劃面積達2000平方公里，而其本身地處所謂“環北京貧困帶”，基礎設施環境、人力資源儲備都極度不足。為了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必然需要新一輪的投資加入，以完善當地的各項建設。背后必然需要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支持。而這種增長性貨幣投入，較之于繼續在一線城市進行泡沫型投入，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

 

        任何泡沫的興起和瘋狂，其本質動力都來自于預期和貨幣膨脹。由于我國目前并不適用于快速退出寬松周期，推斷中性貨幣政策將是未來的貨幣政策核心。特別是即使在降息空間已經不大的情況下，我國還維持著較高的存款準備金水平，一旦有必要，即使不降息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依然有維持經濟增長的寬松空間。因而關鍵在于扭轉預期。此次雄安新區的推出，無疑使得一線城市資源永遠集聚的預期有可能會被打破。一旦成功，也將對其他一線城市的泡沫控制起到示范性作用。

 

        但是縱觀我國新區建設歷史，除了深圳和浦東，成功范例不多。雄安新區的背后體現出極強的權力配置邏輯。而北京的資產泡沫預期也源于此。北京最為核心的功能就是其所擁有的對全國資源進行決定性配置的功能，這種功能集聚的預期能否打破，決定著雄安新區建設的成敗，其中的不確定性，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