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高農業、農村發展水平, 是決定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進程的關鍵。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嶄新視野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表明中國已經開始重新認識農業、農村發展問題。本文通過對日本生態村建設、韓國新村運動發展特點、主要內容和模式等方面的對比分析, 探討其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啟示。與日本、韓國相比, 中國當前面臨的情況更復雜和嚴峻, 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 結合本國實際, 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之路。
1 引言
農業、農村發展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短板。長期以來各國普遍關注城鎮化進程, 希望通過城市的擴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1], 而較少關注鄉村衰落問題[2]。據統計, 中國每年有超100萬的年輕勞動力涌向城市[2], 每年有200萬hm2耕地被荒棄;2015年, 因人口遷移而導致6 000萬留守兒童, 4 700萬婦女和5 000萬老人滯留農村。過去25年中國有超2/3的農村小學被迫關閉, 農村地區老年人自殺率 (0.47‰) 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3]。面對社會環境惡化、年輕人口大量流失及鄉村不斷衰落的現狀, 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勢在必行。
目前,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大城市周邊地區利用特殊區位推動農村發展的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日本、韓國用于復興農村的生態發展計劃;另一種是歐美國家的生態村運動[4]。在日本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起步階段, 迅猛增長的經濟使得大量人口快速向大城市集中, 加速了城市的膨脹;而農村地區不僅基礎設施投入滯后, 且勞動力老齡化和后繼者減少, 能夠支撐農村基礎產業的人員嚴重不足[5]。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日本政府和民眾開始反思適應本國農村發展的政策并實施加快農村城市化發展的措施, 以減少農村發展中的問題, 使農村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化居住環境。韓國是中國的近鄰, 與中國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自然基礎和經濟發展模式。為了解決城市化進程中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衡的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起, 韓國開始推動新村運動。新村運動以促進農村區域開發為最高國策, 使韓國的城鄉經濟呈現同步發展態勢, 取得了較大成就。
21世紀以來, 中國政府高度關注農業、農村發展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嶄新視野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這表明中國已開始重新認識農業、農村發展問題。由過去單純追求快速城鎮化、單純向城市靠攏或比照城市發展, 逐步過渡到關注農村自身的主導地位, 振興發展農村特色。開始追求和構建農村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田園風光, 注重打造綠色健康的農副產品和特色產業基地以及民俗文化和休憩旅游基地, 逐步實現鄉村全面振興。毋庸置疑, 過去以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道路是短視的行為, 注定是行不通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 要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 振興農村經濟, 實現廣大農村地區“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6,7]。本文通過對日本生態村建設和韓國新村運動的發展特點、主要內容和模式等進行對比分析, 探討其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啟示。
2 日本生態村建設
2.1 生態村建設的特點
2.1.1 對現有村莊的生態改造
日本雖然經濟發達, 城市化水平較高, 但人多地少, 這使得日本農村有許多村莊。因此, 日本生態村的發展模式是對現有村莊進行生態化改造, 將其建成生態村, 而不是完全新建或擴建。
2.1.2 強調與區域核心城市的聯系
日本的生態村建設重視城鄉交流。交通和網絡的發展, 使人口流動由單向的從鄉村流向城市轉變為鄉村與城市的雙向流動, 這引起了人們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變, 并加強了城鄉之間的互動。
2.1.3 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為目的
為了恢復和維護農村地區半自然生態系統, 日本不僅僅基于生產力和鄉村景觀的審美質量來制定農業用地政策, 而是以生態觀為基礎, 制定環境指標和設施創建政策。從生態學的角度規劃和設計村莊, 把村莊建成可持續發展的示范社區。
2.1.4 強調農村的復興
通過對農村地區基礎網絡設施的空間資源進行重新定位, 構建人、信息和產品的雙向流通, 鼓勵和吸引城市居民長期留在農村地區, 甚至在那里定居。
2.2 主要內容
為了解決大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而農村土地利用不充分的問題[8], 重建多中心的區域結構, 鼓勵城市居民到農村和山區定居。圍繞區域核心城市, 綜合考慮鄉村與城市間的距離和交通通達度, 農村地區生態環境、地理條件、生物環境、生產形式和人口密度, 以及核心城市人口數量等, 根據城市和鄉村的交流形式以及關系密切程度, 將生態村分為3種類型, 即城市近郊生態村、典型農業區生態村和偏遠山區生態村。
2.3 典型發展模式
2.3.1 城市近郊生態村
該模式的居民以城市市民為主, 強調充分利用城鄉居民的直接互動交流。例如, 市民通過租用農戶的土地直接參與農田的復興, 而農戶通過出租土地獲得額外收益。此外, 該模式追求資源和能源的循環利用, 如盡量采用被動的冷卻和加熱系統 (如利用綠色植物遮陽和誘導自然風通風、利用灌溉系統中水的比熱等) ;花園、非水稻種植以及其他各類植物凋落物、農業殘渣等為堆肥提供原料, 而堆肥又為花園和各類種植園供給肥料;新鎮產生的各類有機垃圾和污水, 經處理器收集、處理后, 通過生物技術 (植物和微生物) 凈化, 將污泥轉化成有機肥料, 污水凈化后循環利用;稻田在蓄水期補給地下水, 在生長季則通過水循環利用的加熱系統受益。
2.3.2 典型農業區生態村
與城市近郊生態村一樣, 該模式也追求資源和能源的循環利用, 例如, 被動的冷卻和加熱系統 (利用井水或溫泉水的比熱) 、稻田補給地下水系統、有機垃圾和污水處理系統以及農田的輪耕等。該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 建立一個連接鄉村景觀資源的生態網絡。森林是生態網絡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農田周圍有防護林, 道路兩旁有景觀綠化林, 這些森林成為野生動物活動的生態走廊和棲息地。
2.3.3 偏遠山區生態村
該模式注重提升山區對城市居民的吸引力。首先, 和前兩種模式一樣, 通過資源和能源的循環利用提高生活標準。其次, 注重山區的自然景觀和農業景觀的保護。第三, 注重居住功能。建立長期的居住住房, 住房采用熱水輻射加熱地板供熱, 即使在冬天, 也能提供舒適的生活條件。通過山區的風景環境, 吸引城市居民到這里居住。發達的信息網絡使居住者與外界可以保持暢通的聯系。
3 韓國新村運動
3.1 新村運動的特點
3.1.1 政府主導與農民自主精神相結合
韓國新村運動是在政府的主導下, 通過農民積極參與、自助努力推進的。政府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 著力構建多形式、多層次的支持體系, 調動農民自主建設新村運動的積極性, 由最初的推進運動轉變為自我發展運動。
3.1.2 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共進
新村運動在不斷改善農民物質條件的同時, 也促使農民精神層面得到提升。新村運動使農村的居住環境、生活條件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農民收入不斷增加。同時, 通過引導全體農民共同努力改變了村莊的貧困落后現狀, 使其克服了消極、落后意識, 增強了自信心, 樹立了“勤勞、自立、合作”的精神, 從而提高了韓國整體的人力資本質量和國民素質。
3.1.3 重視農村人才培養
新村運動投入大量的資金和精力用于農民的培訓和教育工作, 特別是強調政府政策和農業技術的培訓, 形成了農民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與政府政策落實和技術推廣成效不斷提升的良性循環。
3.1.4 成立專門機構對不同類型農村建設進行分類指導
韓國各級政府層層建立能夠組織、監督新村建設工作以及培訓指導農村骨干的專門機構。同時, 為了更好地推進新村運動, 韓國根據不同區域農村發展水平和建設情況, 把全國的農村村莊分為不同的類型, 每種類型具有不同的工作重點。
3.1.5 全社會共同參與
新村建設最先在農村發起, 隨著改革的深入, 全國各行各業開始紛紛參與, 最終發展成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現代化建設運動。新村運動將社會經濟發展與公民精神改造有機結合。
3.2 主要發展階段
韓國新村運動主要經歷了以下5個發展階段[9,10]:基礎建設階段 (1970—1973年) , 以改善農村基本生活條件、提高農民收人和改造農民落后意識等為工作重點;拓展階段 (1974—1976年) , 以改善農民居住環境和提升農民生活質量為主;效果深化階段 (1977—1979年) , 以深化農村產業、提高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率、縮小城鄉差距以及推進城鄉一體化為主要目標;體制調整階段 (1980—1989年) , 從政府主導方式轉變為民間主導方式, 農民自發型建設得到確認;自我發展階段 (1990年至今) , 農民自主管理和實現發展。
3.3 主要內容
韓國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是“建設和諧滿意的共同體 (集體) ”, 即建設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能使社會成員感到滿足的農村社會。新村運動的基本建設目標為改善農民生活條件和鄉村環境、密切城鄉和工農關系、建設文明社會和值得國民驕傲的國家[11,12]。其具體內容包括: (1) 通過發展生產提高農民收入, 擺脫貧困生活; (2) 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居民居住條件, 改善農村生活條件和環境; (3) 從教育、文化等社會基礎結構方面進行綜合治理, 改變落后農村地區的面貌; (4) 提倡發揚“勤勉、自助、合作”的民族精神, 構建和諧和有道德的社會。
4 中國與日本、韓國鄉村發展的比較分析
4.1 社會與經濟發展階段
總體來看, 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比韓國新村運動和日本生態村建設起步時高。中國的工業化基本已發展到中后期階段, 工業基礎雄厚, 而韓國新村運動開始階段正好是其工業化剛剛起步的時候。雖然日本生態村建設也處于其工業化中后期階段, 但無論從體量還是質量方面來看, 其工業水平都無法與當前的中國相比。然而, 中國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遠遠超過日本和韓國, 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中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 非農產業得到長足發展, 農村交通等基礎設施大為改善, 城市和工業已經積累了支持農村和反哺農業的較雄厚的基礎, 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城市群周邊的農村具備了建設生態村的基礎和條件。而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 農村建設起步時的經濟發展階段與韓國基本相同, 同樣致力于改善農民的基本生活問題。因此, 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首要任務是區分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并根據區域實際情況解決不同的問題和矛盾。
4.2 農村的環境與狀況
中國農村地區的情況與日本、韓國農村建設起步階段有許多相同之處, 但也存在明顯差異。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基礎設施落后, 年輕勞動力大量外流, 人口老齡化嚴重, 這與日本當時的情況類似, 但中國農村人口并未大幅度減少, 原因在于中國存在特殊的“農民工潮”現象:農閑時大量農民工外出務工, 農忙時又返鄉務農。大量兼職農民的存在, 避免了農業生產力大幅下降、農村經濟迅速衰退的危機, 但也給農村地區的管理和政策的實施帶來很大不便。與韓國一樣, 中國農村地區一直保持較高的人口密度, 農業人口占比較高, 但相較當時韓國農村經濟來說, 中國農村情況要好得多。然而, 中國小農經濟體制嚴重制約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農村地區精神文明建設滯后、管理混亂等問題依然突出。農民的生活和生產成本日益上漲, 為了保障基本生活, 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尋找工作, 農村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弱。如何把農村建成不亞于城市的強磁場, 吸引青年人留在本地區發展, 是中國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課題。
4.3 農村發展模式
中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韓國和日本是推行私有制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 其在農村發展模式上存在顯著的差異。中國的各項農村政策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導的, 農民只能被動參與。例如, 以往的農業政策關注農產品穩定和有效供給, 缺乏對農民現實需求的考慮, 農民主動參與度不高。韓國農村建設是以農民為主角的創造與建設運動, 是國家主導、全民積極主動參與的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13]。新村運動之前, 韓國也曾多次制定和實施農業政策, 但成效都不大,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眾缺乏協作精神和自我意識。韓國政府吸取經驗和教訓, 通過教育和鼓勵改變農民的思想觀念, 提高農民參與的積極性, 使農民由被動參與向自發參與轉變。同時, 動員全社會幫助農村建設, 使農村建設逐漸發展成全國性運動。日本的農村發展是國家引導、群眾自發參與的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日本在振興農村的過程中, 引導大眾發揮集體智慧, 激發其熱情和精力, 通過發展特色農業產品、培育產業基地、進行農產品深加工和開發農產品市場等方式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日本農村經濟的發展為生態村建設創造了條件和基礎。因此, 在中國鄉村振興的過程中, 如何在有效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充分激發和帶動全體國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將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4.4 農村人文素質
與韓國、日本相比, 中國在農村發展的過程中缺乏對人文素質提高的關注。日本和韓國的實踐表明, 農業現代化需要發展教育事業和提高勞動者素質[14]。韓國新村運動提出要發揚“勤勞、自助、協同”的精神, 注重培養農村地區骨干人才和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政府通過培訓激發農民建設自己家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9]。日本在農村發展的過程中也注重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政府采取多種形式加強對農民的培訓和對帶頭人的培養, 無償提供各類培訓課程, 鼓勵民眾到工廠參與學習和實踐, 整體提高了農民的思想文化素質、閱歷和見聞。然而, 中國農村教育事業和精神文明建設嚴重滯后。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差, 農民受教育程度低, 公共服務設施資源嚴重不足, 部分農村鄉風和社會秩序仍然落后[15]。因此, 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村人文素質和豐富精神文化生活。
5 日本、韓國農村發展對中國鄉村振興的啟示
5.1 政府主導與全民參與相結合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應堅持政府的主導作用, 充分發揮政府的組織力量和調控作用, 為鄉村振興提供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 對涉農部門加強管理和監督, 提高工作效率, 不搞形式主義和“形象、政績工程”。同時, 培養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主人翁意識。中國應該效仿韓國, 推動城市各行各業與農村建立有效的幫扶與合作互動, 對每個村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 形成社會各界力量齊參與的局面。
5.2 強調以農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鄉村振興要以農村為基礎, 緊密聯系群眾, 遵循“三農”的發展規律, 從農民最關心、最容易見效的事情抓起, 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否則容易偏離目標。當前, 中國仍處于農村人口向城市單向涌入階段, 要實現農村振興, 必須提高農村地區的吸引力, 促進城鄉的雙向流動。國家可出臺政策支持和鼓勵年輕人才支援農村建設, 發展新興農村經濟和產業, 最終形成農村向城市提供各種綠色有機農產品、勞動力及優美的生態環境, 而城市居民到鄉村居住和旅游觀光, 親近大自然的和諧局面。
5.3 分類指導與分區施策
借鑒日本生態村建設及韓國新村運動的經驗, 中國鄉村振興應實行分類指導。首先, 根據鄉村地區不同的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特點, 將全國的農村劃分為偏遠山村、平原村莊和城市近郊村莊;同時, 依據不同城市的政治地位、經濟實力、城市規模和區域輻射力等, 將全國的城市劃分為一線特大城市、二線大城市、三線中等城市和四線小城市。其次, 以鄉村為基礎和核心 (目標村) , 充分考慮與城市 (1小時車程內的目標城市) 的聯系, 兼顧統籌與其他鄰近村 (目標城市周圍1小時車程內的其他村) 的關系 (圖1) , 科學規劃、因地制宜, 尊重農民意愿, 選擇不同的工作重點和發展模式 (表1) 。
圖1 目標村與城市、其他鄰近村的聯系 下載原圖
表1 不同類型鄉村發展模式 下載原表
5.4 培養現代化的新型農民
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 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 實現由巨大人口壓力向人力資源優勢轉變是振興農村的根本途徑。當前, 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處于初中、小學階段, 文化程度相對較低, 缺乏市場經濟意識和開拓進取精神, 農村中與現代文明相違背的現象還很普遍。因此, 要改變農村面貌必須從根本改變農村的教育問題, 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
5.4.1 加大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和管理
通過加強農村基礎教育軟、硬件設施投入和改造力度, 全面提高農村中小學師資水平和辦學條件, 不斷縮小農村和城市間基礎教育發展的鴻溝, 同時政府和教育機構要加強對農村基礎教育的監督和管理, 達到從根本上提高廣大農民整體素質的目標。
5.4.2 加強農民的教育和培訓
加強思想教育, 培養農民勤勉、自強、團結和奉獻的使命感;加強文化、專業技能教育和培訓, 提高農民的科學技術水平;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豐富農民精神文化生活。
5.4.3 制定科技人員下鄉幫扶政策
充分發揮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合作組織等農科新型載體的作用, 對每個村進行有針對性的幫扶, 培訓廣大農民, 為農民提供農業科技服務, 引導農業供需關系, 以提高廣大農民的創新意識和創業能力。
5.4.4 全面普法教育, 保證農民權益
加大普法宣傳力度, 對農村有針對性地開展各項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宣傳教育。制定更為有效的法律法規, 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
5.4.5 引導和鼓勵農村組織建設
進一步加強農民組織建設, 健全農民組織發展的法律體系, 大力提倡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農民的互助, 加強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和法律主體地位, 保障鄉村振興順利進行。（作者：趙廣帥 劉珉 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