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以解決“三農”問題及尋找農村發展新動力。目前,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 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 減小城鄉發展差距, 均已大力開展鄉村建設活動, 取得良好效果且積累豐富的發展經驗, 如20世紀70年代韓國開展的“新村運動”、20世紀50年代日本開展的“新村建設”、20世紀50年代德國的“鄉村地區發展”、20世紀50年代以來英國的“鄉村農業發展”、基于可持續理念的美國鄉村規劃與建設等。中國隨著城鎮化的發展, 大量鄉村居民涌向城市, 導致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城鄉人口失衡等問題, 嚴重阻礙鄉村的振興發展。本文通過分析國外主要發達國家鄉村振興發展的歷程、規劃與政策措施、主要模式、組織方式、投融資渠道, 以及林業在鄉村振興發展中的主要作用等6個方面, 從而為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參考建議。
 

 

1 國外鄉村振興發展的歷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鄉村發展水平高低將嚴重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慢。如鄉村發展水平過低, 將嚴重制約國家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 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主要發達國家的鄉村發展, 大致可以概括為鄉村基礎設施轉變、鄉村生產發展方式轉變及鄉村思想轉變等3個階段。

(1) 鄉村基礎設施轉變階段。該階段是指主要發達國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水電、電信等一系列項目, 促進和完善鄉村基礎設施, 提高鄉村生活水平。如20世紀60—70年代的德國、20世紀70—80年代的韓國“新村運動”[8]、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新村建設”。

(2) 鄉村生產發展方式轉變階段。該階段是指主要發達國家通過一系列項目和政策, 如增加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和建設工程, 發展鄉村旅游、鄉村民宿等第三產業發展, 以增加農民收入, 促進農村經濟綠色增長。如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鄉村發展[5]、20世紀70—90年代德國的鄉村發展[7]、20世紀80年代后韓國的“新村運動”[8]、1975年以來日本的“新村建設”[9]。

(3) 鄉村思想轉變階段。該階段是指主要發達國家開展“農村啟蒙”, 興建文化教育場所, 如圖書館、休閑文化會館等, 加大農村教育力度, 使農民的文化素質、專業技能和精神面貌發生變化, 同時培養一批具有專業技能的農業人才, 為鄉村的持續發展奠定堅固的基礎。如20世紀70—90年代德國的鄉村發展[7]、1975年以來日本的“新村建設”[9]、20世紀80年代后韓國的“新村運動”[8]、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鄉村發展[5]。此外, 從區域大小來看, 鄉村發展的趨勢是由鄉村單一發展向鄉村區域統籌發展轉變, 鄰近的鄉村區域通過整合與統籌各自的發展規劃與政策, 形成一個統一發展的整體。如20世紀90年代, 歐盟提出歐洲區域整體發展政策及其相關農業政策。
 

2 國外鄉村振興發展的規劃與政策措施

國外發達國家和地區制定一系列政策和規劃, 目標是促進鄉村振興, 實現可持續發展。如美國的《美國農業部發展計劃》, 歐盟的《共同農政策改革支持農村發展》、歐盟的《引領+:農村發展的社區行動 (2000—2006年) 》、愛爾蘭的《可持續農村發展戰略政策框架》[10]。這些政策的主要目標是, 加強糧食安全、減輕貧困以及鼓勵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管理。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通過資助企業和合作社的發展來增加就業和收入。同時, 幫助農村社區建設或完善社區設施, 如水電、電力和電信、學校、診所和消防站等。但是政策實施過程中, 也會出現對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 導致土壤、地面和地表水、空氣等污染, 同時對生境和生物群落造成干擾和破壞, 且使許多村莊的景觀和文化建筑特征的喪失, 如歐盟的《共同農政策改革支持農村發展》[10]。

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程度不一致, 鄉村發展規劃和政策重心也不相同。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村發展, 優先考慮基礎設施 (道路、公共服務建筑和電信) 的發展, 偶爾會專門針對弱勢群體 (如土著居民、少數民族、婦女和青年) ;明確提出讓農村社區參與決策的政策不常見, 可能是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建立有效機制促進當地社區參與決策[11]。但是, 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 農村發展主要側重于滿足基本需求, 如聯合國糧農組織非常重視發展中國家增加糧食安全和改善糧食獲取的政策和計劃, 政府和國際機構強調提供清潔飲水、基本教育服務及醫療保健的重要性;同時, 與發達國家相比, 更加重視社區參與決策。
 

3 國外鄉村振興發展的主要模式

發達國家鄉村振興發展的模式主要以傳統農業模式為主, 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農業生產設備的方式, 來提高農業生產力, 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同時, 結合森林的娛樂休閑與鄉村的文化建筑等也逐漸興起鄉村旅游、鄉村民宿等新模式, 這是鄉村居民利用鄉村資源為游客提供體驗自然的休閑旅游方式, 能促進城市居民到鄉村體驗生活, 參與當地文化、民情風俗等相關活動, 能帶動當地農產品的地產直銷, 能促進城市居民對相關農林專業知識的了解和學習。目前, 興起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有:日本的農家民宿、地產直銷、假期旅行、體驗活動等方式[12];歐洲國家的休閑觀光度假方式以及務農旅游等方式[13]。隨著鄉村旅游的興起, 逐漸帶動農村地區的其他產業發展, 最為顯著的就是鄉村民宿。

為保障鄉村旅游等新興模式的順利發展, 發達國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經濟措施。例如, 美國專門立法, 從法律上保障鄉村旅游健康發展;同時設立農村旅游發展委員會等專門機構促進鄉村旅游政策法規的實施與發展;通過農村旅游發展基金等項目加大鄉村旅游發展的資金投入等[14], 為各地鄉村旅游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日本的鄉村旅游發展中, 中央政府制定詳細的旅游發展規劃, 且提供技術支持、資金支持以及政策支持, 而地方政府一般負責具體的規劃、宣傳、促銷、開展等細節工作。為保障鄉村旅游的健康發展, 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出臺了《旅行業法》《農業基本法》《農山漁村余暇法》《山村振興法》等相關法律。
 

4 國外鄉村振興發展的組織方式

發達國家鄉村發展主要表現為以政府主導、民眾參與的組織方式, 這種組織方式具有高效性的特點, 能快速協調國家、區域和地方自治的關系。例如, 德國的鄉村地區發展由政府主導, 該運動主要由聯邦、州和社區等3個公共行政管理層級進行規劃管理[7]。還有根據目標設定與實施, 通過項目組、聯合會以及工作共同體等形式進行組織管理, 能很好地將國家和地方機構, 并結合原有的村民組織一起, 能高效推進農村發展建設, 具有很強的靈活性, 如韓國的“新村運動”[8]。日本的鄉村建設, 由中央政府起主導作用, 且成立各種鄉村協會, 引導村民自發參與到環境保護工作中[9]。以政府為主導的組織方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 具有很強的高效性。

采取自下而上由地方驅動的方式進行規劃和項目管理, 這種組織方式主要是由地方社區驅動和地方社區各社會部門的合作方式[16], 如歐盟的鄉村建設采取“引領+”模式。
 

5 國外鄉村振興發展的投融資渠道

發達國家鄉村發展的投融資渠道, 主要是通過財政支持農村發展, 如農業生產補貼和中小企業發展補助等[17]。如德國鄉村發展的建設資金主要來源聯邦政府、州政府、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團體的融資;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依靠中央、地方政府融資, 采取直接補貼或以優惠利率提供貸款及稅務減免等形式, 來支持鄉村企業創立、建設及日常運營。然而, 對于稅基普遍較弱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對農村發展的直接援助 (如贈款和補貼形式) 并不普遍, 而傾向于將重點放在低成本和無成本的政策選擇上, 如貸款、信貸、稅收優惠和免除政府征稅或收費等相對較為普遍。
 

6 林業在國外鄉村振興發展中的主要作用

林業在鄉村發展中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 (1) 維持農村生態平衡的功能。主要表現在森林的集水保護、保持和保育水土保護、保護動植物物種多樣性等。同時, 森林的生態效益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輔助作用, 有助于提高農業生產率。 (2) 增加農村當地消費產品的供應和居民的收入。薪材和木炭是農村及部分城市地區的主要能源來源, 木材是農村當地建筑、圍欄和家具的材料來源, 蜂蜜、蠶繭和木材等其他產品是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3) 提高木材工業用途的效益。工業用途的木材一定程度有助于增加農村居民的就業和收入。

林業在鄉村振興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各國在林業的公共支出方面投入較大。本文列出了部分發達國家及中國的森林收入與公共支出數據, 詳見表1所示。

2000—2010年發達國家的森林收入與公共支出存在差異性。韓國、英國等的森林收入和公共支出整體上呈增加趨勢, 美國的森林公共支出增加明顯。中國與韓國和日本比較, 中國的公共支出最大, 但是韓國的森林收入大于中國和日本, 這主要是由于韓國在“新村運動”中, 大力建設與完善基礎設施, 以及進行專業人才教育培訓等活動, 從而使森林收入大大提高。

 

7 啟示

(1) 鄉村發展規劃方面, 建議中國在鄉村振興發展過程中, 不斷完善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和重視社區參與決策, 同時兼顧環境和文化建筑的保護, 使其免受破壞。

(2) 鄉村旅游方面, 在吸收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同時, 中國應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提供資金支持, 支持鄉村旅游、鄉村民宿等鄉村產業的發展, 特別是要從法律上給予保障。

(3) 組織方式方面, 中國目前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組織方式, 即以政府為主導、民眾參與的形式, 符合中國國情。中國在鄉村振興發展中, 應該重視民眾參與度, 建立相應的地方機構 (如協會等民間組織) 等, 實現鄉村發展的高效靈活管理。

(4) 投融資渠道方面, 建議中國在稅收允許范圍內, 進一步加大農業生產補貼和加大對中小企業發展扶持, 同時積極鼓勵私營企業在獲取自然資源用于商業用途時積極參與鄉村振興發展。

(5) 鄉村林業發展方面, 從表1可知中國2000—2010年的森林收入和公共支出整體上呈增加趨勢, 2010年支出/收入約21.7, 大于2000和2005年的4.7和15.8, 說明目前國內對林業的投入大幅增加, 但是收入并未出現相應漲幅。因此建議, 中國在林業公共支出方面, 增加對林道建設及林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 并定期對一線林業工作人員進行專業技能和管理方面的培訓, 以實現林業資源可持續利用, 增加林業收入。（作者：王林龍 余洋婷 吳水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