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 不僅關系著廣大村民的切身利益, 更關系著我國廣大農村的和諧穩定。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 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好工作:用好“望聞問切”診法, 確保鄉村振興規劃科學化, 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提;實行“點線面體”聯動, 確保鄉村振興戰略體系化, 這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實行“加減乘除”并舉, 推動鄉村振興工作精準化, 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方法。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國家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的鄉村振興戰略, 是解決好新時代“三農”問題的重要抓手。因此,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 應確保鄉村振興規劃科學化、鄉村振興戰略體系化和鄉村振興工作精準化。
一、“望聞問切”四步閉環:確保鄉村振興規劃科學化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又進一步指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為確保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 各級黨員干部必須要“眼耳嘴腦”并用, 學會用“望聞問切”四診法來深入調查和分析當前鄉村振興中存在的問題, 做到有的放矢, 從而確保鄉村振興規劃的科學化。
⒈“望”———了解鄉村總體面貌。村容村貌可以直接反映一個村莊及其村民的精神風貌, 而良好的村容村貌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要求。要確保鄉村振興規劃的科學化就必須深入農村基層, 通過大量的走村入戶觀察和走訪, 真正摸清實情, 從而全面考察、了解鄉村總體發展狀況。首先, 在宏觀層面, 要掌握鄉村建設規劃、基礎設施、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綠化景觀等總體情況。只有做到鄉情了然于胸, 才能實施鄉村總體規劃, 從而下好鄉村振興這盤棋。其次, 在中觀層面, 要掌握鄉村的產業情況, 如本地適合發展什么產業、本地有什么樣的特色產業、產業的實際發展狀況如何以及產業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什么, 等等, 從而有針對性地發展好具有本地特色的產業, 避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出現同質化問題。再次, 在微觀層面, 要了解村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 如住房、就業、收入、醫療、教育、風俗習慣等, 既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也要注重鄉風文明建設, 培養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⒉“聞”———傾聽并回應村民的利益訴求。鄉村振興戰略既事關村民的切身利益, 也關系著農村未來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無疑, 新時代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對鄉村振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們關心的不再是“有沒有”“夠不夠”, 而是關注“美不美”“好不好”。因此,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 黨員干部一定要深入基層, 廣泛吸收“地氣”, 傾聽村民的呼聲和訴求。首先, 關注村民在需求方面發生的變化。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告訴我們, 人類的需求是動態發展的, 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演進的過程, 當人們低層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滿足之后, 對更高層次的需求就會顯現出來, 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等。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不僅要著眼于村民的物質生活需要, 更要著眼于村民的精神生活需要。要了解村民的需求發生了哪些變化, 與以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這是推動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基礎。其次, 了解村民的需求情況。不同的人群既有共同性需求, 也有相似性需求, 還有個體性需求。對于相似性需求或個體性需求, 需要通過具體的和個案的方法加以應對, 如殘疾人、老年人、貧困人群的需求;而共同性的需求則需要運用宏觀的、統一的辦法予以回應和解決, 如農村污染問題、鄉村道路等。[1]因此, 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 要深入基層, 切實了解村民的共同性需求、相似性需求和個體性需求。再次, 掌握村民對政府的期望情況。政府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 那么, 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 村民對政府有什么樣的新期待, 希望政府解決哪些具體問題, 這些信息需要黨員干部走村入戶真心實意地傾聽村民的訴求和呼聲, 廣泛收集各類意見或建議。
⒊“問”———找準鄉村問題癥結所在。在“望”“聞”的基礎上, 通過對掌握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深入剖析, 切實找準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首先, 基于本地實情, 找準鄉村振興的“重點”在哪里。“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然而, 不同鄉村的特點和面臨的問題不盡一致, 因此, 鄉村振興的“側重點”也各不相同。在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 鄉村振興更關心的是“人”的問題, 往往以滿足新時代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 更注重“生態宜居”“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等目標的實現。在經濟發展欠發達地區, 有的鄉村關心“產業”問題, 主張通過“產業興旺”來實現“生活富裕”的目標, 希望通過電商創業、農旅發展和農業規模化經營等來推動產業發展;而有的鄉村則關心“集體經濟”問題, 希望通過集體經濟發展讓村民走上“生活富裕”之路。其次, 依托鄉村優勢, 找準鄉村振興的“亮點”在哪里。包括基層黨組織振興、產業振興、鄉村善治以及文化振興等。再次, 深入調查研究, 找準鄉村振興的“難點”在哪里。是鄉村規劃滯后、科技人才短缺、土地流轉難、農村空心化還是產業規模化程度低。只有對這些難點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才能在采取對策時做到有的放矢。
⒋“切”———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基于“望、聞、問”三法后, 各級政府要根據所見、所聞和所問, 理清思路, 牽頭組織和調動各方面的力量, 確保制定出的鄉村振興規劃科學有效、切實可行, 以實現“讓農業強起來、村民富起來、農村美起來”的目標。首先, 采取項目論證法。鄉村振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 應結合鄉村實際進行科學的論證和規劃。而以項目方式制定鄉村振興規劃是一種新的探索, 即依據對鄉村的實地調查進行評估和系統論證, 有針對性地提出規劃方案, 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折騰”。其次, 采取專家咨詢法。鄉村振興規劃不同于城市發展規劃, 情況更為復雜, 為確保規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應建立鄉村規劃專家咨詢制度, 聘請長期從事鄉村規劃研究的專家制定鄉村發展規劃, 以避免制定的規劃不切實際。再次, 采取公眾參與法。建立鄉村振興戰略村民參與制度。在制定規劃之前, 可以通過現場聽證會、座談研討會、網絡互動、問卷調查等方式, 確保村民廣泛參與到鄉村振興的各項決策中來, 充分聽取民意, 集思廣益, 達到“規劃源于村民, 規劃為了村民”的目標。
二、“點線面體”四級聯動:確保鄉村振興戰略體系化
⒈“點”———突出農村基層黨建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力量來自組織, 組織能使力量倍增。”[2]鄉村振興首先是組織的振興。只有農村基層黨組織堅強有力, 鄉村振興才能夠蹄疾步穩;如果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 鄉村振興則會步履維艱。具體而言, 要從三個方面加強農村基層黨建:首先, 讓農村黨組織“活起來”。黨員隊伍建設是黨建的基礎工程。當前, 由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較多, 在一些偏遠山村, 農村黨員年齡結構老化以及宗族化現象較為突出, 多年難以發展一名年輕黨員。這一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用的發揮。為此, 要不斷吸收鄉村優秀青年入黨, 這樣, 既可以為農村基層黨組織注入新鮮血液, 又可以激發基層黨組織的活力。其次, 讓村黨支部“強起來”。村黨支部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心骨”和“引領者”, 要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 確保素質高、有能力、責任心強的支部書記和委員發揮“火車頭”作用。正如村民所言:“村支書對一個村到底負不負責任, 從村容村貌就能看出來”。再次, 帶領村民“動起來”。村黨支部要充分發揮組織優勢、組織功能和組織力量, 把廣大基層黨員和群眾的思想、行動、力量和智慧凝聚起來, 齊心聚力投身于鄉村振興。
⒉“線”———抓牢農村產業發展主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是產業支撐, 只有產業興旺, 鄉村才能實現真正的振興。當前, 農村產業發展必須把握好三個方向:首先是產業規模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規模適度, 重點支持發展糧食規模化生產。要讓農民成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4]因此, 對于自然條件優越的平原區域, 要加快土地流轉, 將現有農村資源、要素和主體全面“激活”, 把少數零散的產業“點”拓展成多個支撐力較強的產業“面”, 強化土地、勞動力和技術等資源轉化能力, 從而實現產業的規模效應。此外, 還可以通過成立村民專業合作社等方式, 消除分散農戶之間的惡性競爭, 增強農戶的整體競爭力。其次是產業融合化。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縱向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是農業多功能發展的必然要求。產業融合程度既取決于產業鏈相關主體利益機制的建構, 又取決于產業鏈中核心主體的引領作用。[5]基于地處丘陵或高山地帶的區域難以實現產業規模化的現實, 應運用系統性思維整合本土資源, 發展創意農業、休閑農業、觀光農業、鄉村旅游等多形態產業, 探索“村園融合”“鎮園融合”“田園融合”等發展模式, 努力促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再次是產業智慧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出路在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關鍵在科技進步。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和依靠農業科技進步, 走內涵式發展道路。”[4]新時代的農村產業發展要利用好現代科技信息手段, 構建集政府、企業、居民為一體的農業綜合信息化平臺, 為農村產業發展提供有益的幫助, 如對于“種什么、種多少、怎么種”等進行科學的指導, 防止盲目跟進, 避免出現“農產品豐收即滯銷, 村民豐收即虧本”的局面。
⒊“面”———拓寬鄉村振興的支持面。鄉村振興戰略涉及農村千家萬戶的根本利益, 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其實施需要全社會多主體、多力量的參與和支持。具體來說, 就是要打造“政府主導、市場引領、社會參與、村民主體”“四位一體”協同共建格局。首先, 政府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主導力量。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管大局、管規劃、管國家資源配置。因此, 鄉村振興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宣傳動員、規劃引導和考核督查等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為鄉村振興保駕護航。其次, 市場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發揮著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涉農企業能夠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 因此, 鄉村振興要發揮好各類企業尤其是涉農類企業的龍頭引領作用, 從而推進農業現代化。再次, 社會力量是鄉村振興的積極力量。各種社會力量既有來自鄉村的, 也有來自城市的, 如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和志愿者等。因此, 要鼓勵和引導各種社會力量, 通過創業、服務、援助和投資等方式為鄉村振興注入活力和動力。最后, 村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廣大村民是鄉村振興成果的創造者和受益者,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每一位村民實實在在的參與和行動。
⒋“體”———堅持以農村居民為主體。鄉村振興的主體是村民, 因而發揮好村民的主體作用就顯得至關重要。首先, 鄉村“共建”要以村民為主體。村民是鄉村的主要居住者和鄉村發展的親歷者, 最了解鄉村的發展現狀、鄉村發展最需要什么和村民最盼望什么。因此, 從鄉村振興的決策、實施、管理到利益分享, 都離不開村民全過程的參與和支持。唯有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 才能破解鄉村發展動力不夠、后勁不強、活力不足等問題。一方面, 應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確保農業后繼有人, 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職業教育和學歷教育, 鼓勵和引導大中專畢業生到農村務農創業。整合農業培訓資源, 加大培訓力度, 對不同類型的村民分層次開展農業生產技能、現代農業經營理念、農業二三產業經營能力等培訓。另一方面, 要積極引導、鼓勵新鄉賢支持和參與鄉村振興。當前, 一些地方組建了鄉賢理事會、新農村建設促進會, 加強與鄉賢的溝通聯系, 在鼓勵他們回鄉創業, 支援鄉村振興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為此, 應出臺相關政策, 建立并完善激勵機制, 充分挖掘這些寶貴的資源, 發揮新鄉賢在參與和支持鄉村振興、促進鄉村產業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 鄉村“共治”要以村民為主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毫無疑問, 在鄉村振興過程中, 無論是自治、法治還是德治的實現, 都需要使村民真正成為這“三治”的主體, 擔負起鄉村治理的實際責任, 這樣, 才能實現鄉村振興“治理有效”的目標。為此, 應加快村民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等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 做好農村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工作, 不斷提高農村精神文明程度和村民文化素質, 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家規家訓的作用, 引導村民辦好、管好自己的事情。再次, 成果“共享”要以村民為主體。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讓村民分享鄉村發展的成果, 使其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其中最為核心的任務就是拓寬村民的收入渠道, 增加村民收入, 提高其生活水平, 實現“生活富裕”的目標。此外, 還要加快構建滿足村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鄉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切實解決農村的水、電、路、上學、就醫、生態環境等問題, 讓村民真正感受到鄉村振興帶來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三、“加減乘除”四措并舉:確保鄉村振興工作精準化
⒈“加”———做好鄉村科學規劃。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 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 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7]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 而規劃則是實施這項系統工程的“第一道工序”。首先是鄉村建設規劃。針對當前鄉村建設中存在的“層次不高、特色不明顯、房子亂建多、缺乏美感”等問題, 縣、鄉、村各級政府應增強規劃意識, 形成“縣里大規劃、鎮里中規劃、村里小規劃”的總體格局, 在村鎮村莊布局、房屋建筑風格、基礎設施分布等方面體現地域特色和文化差異, 形成各具特色的“鄉村面貌”。其次是鄉村產業規劃。針對當前鄉村“農產品量大而質不優、產業缺乏有效規劃、農業供給體系質量還不夠高”等問題, [8]不同的鄉村要基于自身的經濟基礎、產業特色和地域特色, 從本地資源稟賦出發, 科學合理地規劃產業布局, 大力發展“你無我有、你有我優、你優我特”的優勢產業。再次是公共服務設施規劃。農村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包括農田水利設施、道路交通、橋梁、房屋、樹林、溝渠、廁所、垃圾場、墓地等, 必須將其納入到鄉村總體規劃之中, 既要體現整體劃一的布局, 又要保證村民使用的便利性。
⒉“減”———減少不利因素。針對當前存在的不利于鄉村振興的因素, 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首先是“減貧”, 即減少貧困人口。黨的十八大以來, 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6853萬人, 2017年底減少至3046萬人。當務之急是要下大力氣, 繼續通過產業、教育、移民等各種扶貧方式助力貧困人群脫貧, 以確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次是“減荒”, 即減少土地拋荒。除了工業、建設用地等導致農村耕地面積減少之外, 目前農村土地拋荒現象在一些地方也比較嚴重, 為此, 要加快農村土地流轉, 推廣高標準農田、“智慧農業”等規模化、科技化的種植模式, 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2017年末, 全國耕地面積為13486.32萬公頃 (20.23億畝) , 全國因建設占用、災毀、生態退耕、農業結構調整等減少耕地面積32.04萬公頃, 通過土地整治、農業結構調整等增加耕地面積25.95萬公頃, 年內凈減少耕地面積6.09萬公頃。[9]再次是“減污”, 即減少農村環境污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突出重點區域、行業和污染物, 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 有效防范風險, 讓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10]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 我國首次開展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土壤總的超標率為16.1%, 其中, 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最高, 為19.4%, 林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0.0%, 草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0.4%。[11]此外, 還要高度警惕當前農村土地化肥、農藥和重金屬污染。據農業部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農膜使用總量達260多萬噸, 其中地膜用量為145萬噸, 而回收利用率卻不足2/3, 這些殘存地里的農膜會對土地造成嚴重的污染。[12]為此, 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依靠科技發展循環農業, 減少化肥、農藥和農膜的使用, 使鄉村真正走上一條綠色發展之路。
⒊“乘”———用好人才乘數效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 人才是關鍵。”當前, 人才的匱乏是影響和制約鄉村振興的一大瓶頸。如若鄉村振興沒有人才的支撐, 再好的政策也難以實施, 再好的資源也難以得到有效利用。同時還應認識到, 一個人的努力是加法效應, 一個團隊的努力才是乘法效應, 為此, 鄉村振興要采取有效措施以發揮人才的“乘數效應”。首先是培養“本土人才”。一方面, 要加大力度培養鄉村工匠、創業能手、文化能人、非遺傳人等本土人才, 讓本土人才“拿得出”;另一方面, 要通過提高政策待遇的方式吸引人才, 讓本土人才“留得住”。其次是善用“外流人才”。通常情況下, 從本地流出的大多是高學歷且年輕的人才, 他們是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應通過組建鄉賢理事會、新農村建設促進會的方式, 引導、鼓勵新鄉賢支持、參與鄉村振興全過程, 以帶動資金、技術和人才的進入, 凝聚鄉村發展合力, 努力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再次是借助“外援人才”。要整合各種資源, 動員和鼓勵懷有鄉情的各類人才、新鄉賢等, 以各種方式支持鄉村發展。如鼓勵農業科技人才、大學生村官扎根基層, 為鄉村振興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
⒋“除”———革除鄉村陳風陋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 既要塑形, 也要鑄魂。要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 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魂”, 其根本就在于人的精神的振興。當前, 一些地方的陳風陋習加重了村民的經濟負擔, 如“送禮風”“大操大辦風”“賭博風”“封建迷信風”等。要有效革除鄉村的陳風陋習, 必須從系統的社會治理角度來整體推進和久久為功, 不能僅從思想道德層面加以約束。首先, 教育是關鍵。一方面, 應加強中小學基礎教育, 從娃娃抓起, 在提高其文化水平的同時引導其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 要切實把村級“文化禮堂”“道德講堂”“紅色講堂”等打造成為農村思想道德建設陣地, 成為村民的“文化殿堂, 精神家園”, 可以借鑒一些地方建設“一場兩堂三室四墻”的做法, 通過道德教育收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效應。其次, 制度是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 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剛性的制度可以為柔性的價值觀提供最為可靠的保障, 因此, 要將價值觀建設納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軌道, 如制定村規民約、建立村民誠信紅黑榜等。再次, 典型是動力。毛澤東指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方面, 黨員干部要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樹立和宣傳先進典型, 發揮其示范引領作用, 以良好的家風帶動良好的村風, 從而實現“鄉風文明”;另一方面, 應結合道德模范、好人榜、最美家庭、五好家庭等推薦評選工作, 從村民身邊選樹一批可信可學的典型模范, 讓身邊人講述身邊事, 用身邊事教育身邊人, 營造孝敬父母、誠信友善的社會氛圍, 讓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樹立文明之風, 不斷提升道德素質。（作者：姚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