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是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民族村寨作為民族地區鄉村社會的基本生產和生活單元, 對民族村寨的振興需要城鄉、產業、文化、生態環境、基層治理等多方面的有機融合。以阿壩州為考察對象, 以鄉村振興為背景, 以社區參與為研究理論, 在充分調查當地旅游與扶貧及生態環境之間的耦合關系的基礎上, 運用時間序列模型, 分析旅游、扶貧、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以及對促進居民增收與經濟增長的微觀影響機理。旅游發展與環境有緊密的共生性, 當地的旅游生態化建設要將保護生態環境貫穿始終以及民族社區居民要積極的參與。提出要轉變旅游發展理念, 建立農村旅游合作社, 建立當地居民旅游資源入股企業的新模式, 促進產業融合, 發展“旅游+”培養新興業態, 融合傳統農牧業的鄉村旅游精準扶貧, 尋求民族地區旅游與環境一體化共生的實現途徑, 才是實現農牧民增收脫貧, 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經營模式創新。
引言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鄉村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 鄉村的發展被提到了更突出的位置,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確立了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國計民生中的根本性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鄉村振興是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長期以來, 由于受制地理區位、環境、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 民族地區發展相對滯后, 民族地區農村發展滯后現象尤為明顯。當前,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如何將鄉村振興戰略的各項要求與民族地區發展實際有效對接, 找到二者的結合點, 已經成為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旅游業具有產業關聯度大、綜合性強、貼近人民生活等產業特性, 在促進資源整合、調整經濟結構、穩定經濟增長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是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民族地區發展旅游, 對于在資源和環境硬約束背景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在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在城鎮化深入發展背景下打造農村經濟“升級版”、培育消費新增長點、促進區域內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等具有重大意義, 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切入點。本文研究區域 (阿壩州) 旅游資源豐富、分布集中且獨具特色;同時, 汶川、雅安、九寨溝地震后, 旅游業成為地震災區恢復重建先導產業, 經過震后的恢復發展, 川西民族地區旅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 為振興鄉村奠定了良好基礎。文章以鄉村振興戰略為背景和切入點, 聚焦民族地區旅游發展, 希望通過研究找到區域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 并以此為民族地區旅游發展下的鄉村振興和生態化建設帶來示范效應。
一、社區參與理論及綜述
墨菲 (Murphy) 于1985年首次在旅游中使用社區參與概念, 他認為社區居民是社區參與的主體、社區參與體現了居民對社區發展的責任分擔和對社區發展成果的分享。2聯合國將2002年定位“生態旅游年”, 在世界旅游組織 (WTO) 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共同主持召開的世界旅游峰會上提出“要使地方社區成為生態旅游發展中的主要參與者, 而不是旁觀者”。
我國學者通過研究旅游地社區參與模式, 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保繼剛、孫九霞認為, 社區參與旅游是指在旅游決策、開發、規劃、管理、監督等旅游發展過程中, 充分考慮社區居民的意見和需要, 并將其作為開發建設主體和參與主體, 以保證旅游和社區可持續發展;4呂星認為, 社區參與作為一種旅游開發思想, 社區居民是旅游發展的主體, 他們應對旅游開發、發展的過程具有知情權、決策權和利益分配權;郭瑞香認為, 社區參與模式對當地居民自身的知識、技能和能力的重新認識, 其核心是賦予他們參與旅游的權利和機會平等, 即當地百姓居民也有自身的發言權、決策權來培養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社區自我發展的能力。
目前國內學者開始從單純的理論研究轉向實證研究, 從不同的視角對社區參與生態旅游的各個層面進行研究。盡管目前的旅游開發和發展都將社區居民作為參與的相關者納入到整個旅游規劃系統中, 從筆者的調查過程中, 可以看到社區居民參與的層次仍處于初級參與階段 (如若爾蓋的九曲黃河第一灣和西江千戶苗寨) 。旅游區周圍參與旅游活動的本地村寨居民以分散的、自發的旅游零售商品售賣為主, 沒有進行規模化、規范化的引導和管理, 導致旅游區周圍出現雜亂甚至哄搶游客等不文明現象。6然而, 社區的發展要求社區的全面參與旅游業, 不僅要求社區參與經濟活動, 還要參與旅游目的地的管理中來, 包括環境保護和社會文化傳承等, 這樣才能營造出一個文明有序、生態健康的生態旅游目的地。7目前我國旅游發展過快、呈現遍地開花的現象, 導致旅游開發過程中的盲目、同質化現象嚴重, 旅游開發往往停留在政府層面, 而真正與社區居民利益結合之處微乎其微, 更沒有做到社區的全面有效地參與, 因此, 要真正做到社會、文化、經濟、生態四方面的效益兼顧還需要很長的過程。
二、區域概況
本文選擇川西典型貧困區, 以四川省阿壩州旅游扶貧的多年跟蹤調查為分析樣本。阿壩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 占地84242平方公里, 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緣, 橫斷山脈北部與川西北高山峽谷的結合處, 以高原、高山峽谷為主的地貌, 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 獨特地形造就了豐富多樣的旅游資源。轄阿壩、小金、紅原、九寨溝、汶川、金川、馬爾康、理縣、茂縣、壤塘、松潘、若爾蓋、黑水等13縣, 219個鄉鎮 (172個鄉, 47個鎮) , 1353個行政村。2015年末戶籍總人口914106人 (農業人口710565人、非農業人口203541人) 。漢族占20.6%, 藏族占58.1%, 回族占3.2%, 羌族占18.6%, 其他民族占0.2%。阿壩州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區, 也是藏族、羌族主要聚居地, 擁有獨特的藏羌民族文化景觀和民俗風情, 是重要民俗旅游勝地, 具有很大的旅游開發挖掘價值, 旅游資源特別豐富。境內自然資源保存良好, 很多優質資源處于待開發或未被開發的狀態, 如何對這些資源進行開發, 進行什么樣的開發?關系到該區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 關系到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關系到國家的生態安全, 關系到我國的國土安全與社會穩定, 關系到民生改善及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現, 其生態意義重大。
盡管阿壩州擁有秀美的風景、豐富的自然、人文等豐富的旅游資源, 但阿壩州經濟發展仍然后勁不足, 依然處于貧困狀態。據統計, 四川省貧困縣名單總計88個, 國家識別確定貧困縣有66個, 省級識別確定貧困縣有22個, 而阿壩州是國家和省級新一輪扶貧開發的主陣地之一。反觀國家和省扶貧開發評定的連片特殊貧困地區, 整個阿壩州13縣均在列, 其中黑水、小金、壤塘三縣是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統計表明, 2015年底阿壩州貧困村有606個, 占行政村總數的44.8%, 貧困人口7.4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0.5%。與2011年相比, 貧困人口減少了13.5萬人、貧困發生率也下降了19.5%, 但阿壩州貧困分布廣、程度深、返貧率高的特征仍然明顯, 脫貧攻堅任務依舊十分艱巨。
三、旅游的扶貧效應分析
(一) 旅游收入與經濟相關性
采用相關分析法研究旅游扶貧帶來的經濟效益。旅游發展指標選用旅游收入度量。宏觀經濟指標采用GDP度量, 地方財政收入, 相關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微觀指標居民收入分別采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農村居民純收入衡量。就業指標選取城鎮就業人數。8然后, 通過旅游扶貧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微觀效應進行回歸分析旅游對居民收入影響程度, 反映旅游扶貧的微觀效果。通過SPSS軟件對阿壩州旅游業及其經濟影響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下表2。
表2 旅游收入對經濟影響相關性系數
以上分析表明:旅游收入與宏觀經濟指標GDP相關性最大。旅游業作為集“吃、住、行、游、購、娛”六大要素于一身的行業, 旅游業在促進直接就業的同時, 其強大的帶動作用還刺激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提供了不少間接就業機會。一方面, 它給農副業、交通、商業網絡、酒店餐飲服務業等引進了客源;另一方面也帶動影響了加工制造、金融保險業、建筑業、房地產、郵電通訊、文體事業等行業的不斷發展。相關性大小關系排序是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且通過三產業占比由圖1可見, 阿壩州總體趨勢為第一產業比重由2000年的30%下降至2017年的15.7%, 二產業不斷增加、三產業呈現波動變化, 阿壩州工業發展越來越快, 農業不再是主要產業, 當地產業結構不斷變化趨于穩定。
圖1 阿壩州三大產業對GDP的貢獻率
(二) 居民增收效益
農村居民收入包括種植養殖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收入。在旅游未發展之前, 農民主要收入來源是第一產業種養收入, 當旅游逐漸發展的過程中, 第三產業包括從事景區周邊小商品買賣, 販賣土特產等活動逐漸增加, 農民收入的比重發生變化, 若隨著旅游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旅游就給農民帶來收益從而達到扶貧的目的。9旅游扶貧開始實施的過程中旅游收入在不斷增加, 所以將旅游收入作為衡量標準。選取農村居民收入作為因變量Y, 農業收入為X1, 旅游收入為X2, 選取2004～2017年的數據, 建立模型。
以上結果通過檢驗, 說明農業收入和旅游收入對農民收入有影響, 為了比較兩者對農民收入影響作用的大小, 需要消除量綱影響和變量自身數值大小的影響, 對數據標準化處理后進行回歸分析。
估計結果表明, 在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 農業收入每增加1個單位, 農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會增加0.765453個單位, 旅游收入每增加1個單位, 農民收入平均會增加0.241909個單位。經檢驗都符合經濟學原理, 說明X1、X2具有經濟意義, 通過經濟檢驗。回歸分析說明, 旅游收入的系數為0.241909, 農業收入系數為0.765453, 說明阿壩州農村人口仍以農牧業為主要收入來源, 旅游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對于農民收入的貢獻占農民總收入的1/3, 相較過去僅有單一農業收入來講, 旅游作為一種新興業態增加了農民收入來源, 且比農牧業種養收入更高, 通過發展旅游來幫助貧困人口脫貧潛力巨大。從三產業結構變化可以看到, 阿壩州第一產業在不斷減少, 因地制宜通過二、三產業扶貧對于緩解貧困問題更加奏效。為此, 開發旅游扶貧是帶動民族地區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快捷之路。
(三) 旅游對財政收入影響
建立旅游人數、旅游收入和交通狀況、經濟增長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關系時間序列模型, 分析旅游產業促進居民增收與經濟增長的微觀影響機理, 充分利用旅游資源優勢, 因地制宜, 大力發展旅游精準扶貧模式, 有效的發揮旅游聯動作用, 實現旅游企業增利潤, 居民增收入, 使旅游產業成為真正增收脫貧的富民產業, 徹底跨越貧困陷阱。
隨著貧困地區旅游業的興起, 相關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 旅游產業鏈上的企業獲得旅游收入越多, 為國家和社會帶來的稅收越多, 而貧困地區旅游投入比較低, 對于擺脫地區貧困作用巨大。因此, 將阿壩州財政收入作為因變量Y, 旅游收入作為自變量X, 進行簡單回歸分析結果如下:
回歸結果通過檢驗, 擬合優度為92%, X1的t統計量為11.29, “旅游收入”對“財政收入”影響顯著, 旅游收入增加1億元, 財政收入平均增加0.099億元, 可見旅游收入對財政有一定貢獻作用。
財政收入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是落實政府職能的重要資金保障, 為社會發展籌集了大量資金, 以滿足各項支出的需要。旅游收入與財政收入相關系數為0.959, 說明旅游收入對財政收入做出較大貢獻。
四、旅游與環境共生耦合關系
(一) 藏區文化生態觀與共生理論的契合
阿壩州民族成分多樣, 藏、羌為主要世居民族, 在長時間與環境的相互適應過程中, 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生態理念和生態智慧。藏、羌民族人人信教, 其宗教“萬物有靈、萬物同源”思想一直在族民的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成為世代傳習下來的鄉規民約。在藏傳佛教和羌族信仰中倡導的戒殺生、對神靈的崇敬思想中, 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牛糞作為燃料和輪作放牧的生產習慣中都蘊藏著深刻的生態智慧。他們認為, 人和動物共同生活在大草原中, 人們從大自然中獲取生產生活資源, 應感謝神靈賜予的恩惠, 牛羊提供肉、毛皮、奶制品等生活所需, 更要善待它們, 如果過度地從大自然中獲取資源或破壞自然生態環境, 人類和動物將不能長久的生存下去, 神靈終會懲罰人類。藏族宗教教義中樸素的生態思想與道家所倡導的“天人合一”、善待自然、與大自然協同共生理念與科學發展觀的“和諧”思想不謀而合。因此, 在川西民族地區旅游生態化建設中, 尊重并吸取藏文化中所體現的生態價值觀, 將其運用到旅游規劃、旅游開發和管理中來, 將對旅游和環境的和諧共生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 環境對旅游活動的適應性
旅游作為一種現代經濟活動, 也必然是在一定的環境中進行, 勢必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 同時也對環境的自身適應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環境和旅游是相互依存的, 兩者共同處于旅游系統之中, 而旅游活動作為一種外力與內生環境系統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流, 在動態變化中互相競爭、適應。因此適當的旅游活動對環境具有保護、改善作用, 也表明環境對旅游活動具有較好的適應性, 反之不適應將會造成旅游與環境向不利的方面轉變, 從而不能達到共生的穩態。10社區居民作為當地環境的一部分, 他們深知當地實際環境特征, 在進行生態化建設中, 社區居民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旅游的開發、規劃、建設、管理和決策中來, 積極地保護當地資源環境, 緩解了旅游建設帶來的資源保護壓力, 從而使旅游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協調一致, 促進旅游和環境可持續發展。
(三) 旅游活動對環境的保護
美國學者史密斯認為旅游的發展目標應該追求:①保護自然生態與生物的多樣性以作為人類生存的條件;②維護人類文化遺產和族群的多元化, 促進多元文化和諧并存的社會發展。11旅游與環境共處于一個系統之中, 旅游發展必須建立在環境承載力之上, 決不能只注重眼前經濟利益而忽視了長遠發展利益, 更不能以損害后代享受環境帶來的福利的權利。旅游活動要將當地的空間環境、地方性特征和社區作為旅游活動的基本載體, 因地制宜地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形式。正確處理旅游資源利用和保護的矛盾, 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 提高旅游資源的利用效率, 處理好與環境、社區居民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反過來, 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當地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居民生活質量和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 從而確保旅游活動與自然、文化、社會環境的協調、共生和持續。
五、旅游生態化建設措施
(一) 旅游發展理念轉型
我國處于旅游發展的轉型期, 各旅游區提倡的“區內旅游、區外住宿”的綠色旅游發展理念。12社區居民解放思想, 擺脫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 也開始衍生出在旅游區周邊從事與旅游相關的飲食、住宿、特產銷售等經濟活動并從中獲得經濟利益以擺脫貧困狀態和提高生活水平。旅游是具有關聯效應的服務性產業, 它的發展能夠帶動當地社區多方面相關產業的發展, 為當地居民提供就地就業上崗的機會, 為社區居民提供經濟收入, 帶動當地居民脫貧致富。隨著旅游活動的展開, 當地居民意識到自己生產生活的環境也是一種旅游資源也可以帶來經濟效益, 從而參與旅游的熱情日益高漲, 參與程度不斷提高。在民族文化價值觀念和改善生活水平驅動下, 社區居民也愿意通過自己參與旅游經濟活動的行動來提高和改善生態旅游區與生活社區的生態環境;除生態、經濟效益外, 社區的參與也有利于當地文化傳統的傳承和保護, 從而激發他們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12) 更加積極地參與傳承民族文化和保護生態環境的行動中來。
(二) 明確居民在旅游生態化建設中主體地位
民族地區旅游生態化建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須著眼社區居民, 因為當地居民不僅是旅游活動的參與者, 也是旅游系統中旅游產品和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區居民是旅游者體驗當地文化的一部分, 當地居民是生態保護和建設的主角, 對游客體驗、目的地開發和生態建設感受最深, 也形成了本民族敬畏自然、珍惜生命的民族倫理價值觀, 一旦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社區居民的生存和發展將無所依托。居民作為旅游資源的締造者和保持者, 以其自身各種生產要素進入旅游活動中, 參與旅游活動的決策和執行, 并以此獲得利益的分配, 不但可以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還能在客觀上展示居民在生態化建設中的傳統倫理價值觀, 從而對旅游者起到生態教育的作用。13當地政府要充分認識到生態保護的主體是當地居民, 在關注民生的同時賦予民眾保護的權利和義務, 充分調動當地民眾的積極性, 發揮居民的主觀性, 增強社區與旅游的內生聯系, 體現當地居民的利益訴求, 及時反饋影響社區旅游發展的內外因素。
(三) 加強環境立法、完善環境教育機制
在旅游與環境的共生系統中, 不合理的旅游行為將對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 影響整個系統的協調性。在阿壩州民族旅游和生態化建設中, 政府、旅游企業、當地居民、游客和管理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共存、共享的單元, 因此充分發揮法律、紀律、道德的作用, 對各利益相關者進行不同層度的監督、管理和宣傳。加強環境立法, 建立生態補償和獎懲機制, 建立多層次的教育培訓機制, 規范并提高旅游相關企業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 通過多樣化的教育培訓宣傳活動, 定期舉辦旅游服務技能培訓和環保義務活動;14另一方面, 加強生態文明宣傳, 讓旅游者積極參與到綠色出行、低碳消費的行動中, 緩解對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的壓力, 讓自然生態環境能在一定時間內自我恢復和改善, 從而讓旅游者在實際行動中潛移默化地樹立起保護生態、愛護環境的意識;15只有各旅游系統中的相關者在旅游活動中遵循自然、人文規律, 樹立環境保護意識和實際行動, 實現民族旅游開發和生態建設的良性互動, 才能更好的實現旅游與生態環境一體化建設。
(四) 加強區域合作, 實現區域聯動
阿壩州是一個跨四川、甘肅兩省的共同地理區域, 更是青藏高原大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草原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旅游生態化建設將對整個中國西部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筆者通過調查分析認為:實現本地區的旅游區域合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首先, 區域沒有明顯的地理分異差異, 并且相鄰村寨有著相同的民族成分、宗族親緣關系, 以及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價值觀;其次, 本區域相鄰省份作為西部大開發和“一帶一路”戰略的一部分, 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目標相似;再次, 區域之間可進入性較好, 并互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市場, 彼此之間互相依存。正是有著如此契合的共生關系, 在“全域旅游”的大旅游理念發展背景下, 加強區域合作, 明確區際、區內分工, 打破旅游管理制度區隔, 完善區域交通、通信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 建立跨地區的旅游產業鏈, 加強區域之間的人才、信息交流和共享;利用空間上的近鄰優勢, 建立區域聯合網絡, 適當開展旅游產品營銷;通過多元化融資渠道, 設立區域旅游合作專項發展資金, 集中力量辦大事, 抵御旅游市場帶來的風險, 為實現區域旅游一體化提供保障。
六、結語
民族地區鄉村旅游扶貧的綜合效應突出:投資鄉村旅游具有改變西部傳統農牧區聚合風險反復侵害路徑現狀, 形成“生態恢復—防災減災—生計改善—居民增收—經濟發展—鄉村振興—城鄉平衡—社會穩定”的良性循環的鄉村振興路徑。社區參與旅游的發展模式, 是將社區主體居民和旅游經濟活動進行有效整合, 使社區和旅游區能夠彼此達成利益共同體, 社區參與方法將促進各利益主體更平等、公平的利益分配, 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 實現社區和旅游區在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的統一。16因此, 在民族地區旅游生態化建設中, 要積極探尋扶貧及生態化建設模式的多元化, 而不只是停留在政治維度而忽視地方層面, 以當地經濟發展、農民脫貧致富為目標, 采取多方合作和多元發展的方式, 力求在社區和整個旅游區各利益主體的博弈中實現共生發展均衡以抑制旅游發展的過度膨脹, 以“造血”的路徑幫助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者：何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