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市老人的養老問題主要依賴以機構養老、家庭養老、社區養老為代表的傳統養老模式, 存在著城市內部養老資源不足, 且難以滿足城市老人的多樣化、個性化的養老服務需求等問題, 因此, 創新城市養老模式以適應人口老齡化的新形勢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以成都市的調研問卷為基礎, 實證分析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 發現城市老人農村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與年齡、戶籍是否在成都、平均月收入這三項因素呈正相關, 與子女數量呈負相關。
一、研究背景
四川省成都市作為中國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宜居城市, 老年人口呈現出規模大、增長快、高齡老年人口多等特點。根據聯合國人口組織的標準, 通常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判斷標準。按照此標準, 成都市早在1992年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 比全國提前了7年。根據《成都2016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 截至2016年12月, 成都60歲以上人口為299.53萬人, 占戶籍人口的比重為21.41%, 人口老齡化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5.31個百分點。快速推進的人口老齡化進程, 不僅會對勞動力供給、勞動力負擔系數、公共財政以及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等方面帶來負面影響, 而且會給老齡人口公共服務和社會化養老服務造成較大壓力, 使得快速增長的城市養老服務需求與城市養老事業發展相對滯后的矛盾愈顯突出。按照2015年8月成都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8個部門聯合下發的《養老服務業“加強規劃引導, 實施品牌戰略, 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實施方案》, 成都市將于2020年形成“9064”養老服務格局, 即90%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 6%的老年人在社區養老, 4%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然而, 傳統城市養老方式存在模式單一、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多種模式間缺乏協調等問題, 已經難以應對未來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 具體表現在: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小型化”“空巢化”使得居家養老服務功能日漸弱化, 同時, 居家養老存在著服務覆蓋面窄、服務內容缺乏多樣性等問題;社區養老存在著基礎設施薄弱、發展情況參差不齊等問題;機構養老存在著床位供求失衡、管理服務水平一般等問題。作為中國特大城市和新一線城市, 成都未來的城市養老服務需求會呈現更多的新特點和新要求, 城市養老問題將面臨更大挑戰。因此, 創新城市養老模式成為應對成都市人口老齡化壓力的迫切需要。
2014年3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2020年) 》提出, 堅持遵循自然規律和城鄉空間差異化發展原則, 科學規劃縣域村鎮體系, 統籌安排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 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2010年8月, 為順應全國的幸福美麗新農村建設, 四川省委提出了加快新農村綜合體建設的部署要求。在四川省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戰略中, 提出要加快建設“業興、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麗新村。在成都市推進統籌城鄉升級版的部署中, 按照“小規模、組團式、微田園、生態化” (簡稱“小組微生”) 的要求, 將成片推動“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建設, 作為響應四川省幸福美麗新村建設的主要方式。“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建設有“緊湊型、低樓層、川西式”的特色民居, 并按照“1+21” (1) 的標準同步規劃建設配套基礎設施和標準化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同時, “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位于成都市二三圈層 (2) , 大都處于“1小時成都經濟圈”范圍內, 不僅區位優勢明顯, 而且擁有美麗的農村田園風光、綠色有機的農產品、精彩紛呈的鄉村娛樂項目、特有的鄉村農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等。
一位社會學專家這樣理解養老與農村的碰撞:農村包圍城市, 是未來養老市場最大的出路。農村完全有可能實現高質量的就地養老, 并接納城市的養老人群, 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養老院”[1]。同時, 未來城市養老產業向郊區尋找出口是必然的趨勢, 大城市養老行為將出現向郊區的移動[2]。因此, 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 是指將新農村綜合體的自然環境、地理區位、田園風光、特色建筑、基礎設施、文化娛樂、綠色有機食品等各方面適合城市老人休閑健康養老的優勢性、可行性與成都市主城區范圍內傳統養老服務供需關系失衡的緊迫性、現實性銜接起來, 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新設接納城市老人的養老機構、養老場所, 引導有條件、有需求的城市老人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以休閑健康養老為目的到合適的“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暫住或定居。
二、城市老人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現實意義
(一) 大城市養老壓力緩解與新農村綜合體產業轉型升級相結合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而鄉村振興離不開產業興旺, 這就要以發展生產為前提, 創造出新的朝陽產業。“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 通過為身體健康、擁有自理能力的城市老人提供養老服務, 構建起城市老人向大城市邊緣區新農村綜合體合理有序轉移的新型養老模式, 為城市養老事業在農村開辟出廣闊的發展空間, 這能夠有效緩解城市老人對傳統養老模式絕對依賴而形成的壓力與挑戰。同時, “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以“產村一體”“產村融合”為發展理念, 在新農村綜合體周邊規劃布局農業產業園區, 著力培育優勢特色產業, 大力發展鄉村旅游, 實現一三產業互動、融合、協調發展。然而, 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產業發展中存在著內容上同質化嚴重、品質上高低參差不齊、收益上穩定性差等弊端。因此, “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 不僅能夠給新農村綜合體引入新型的、可持續的產業形態, 而且能夠將新承接的城市養老產業與新農村綜合體內已發展的都市現代農業、休閑觀光農業、農家樂、鄉村旅游、民宿經濟等產業有機地整合成為一個整體, 延伸產業鏈條、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形成“多元”產業間“共生”“共存”“共融”的局面。
(二) 促進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等價交換與優化配置
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 能夠打破城鄉居民地域分割且單向流動的居住生活格局, 形成城鄉居民雙向交流互動的居住生活格局。在市場機制作用下, “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 能夠帶動城鄉人員自由流動和居住, 有利于城鄉生產要素的合理優化配置, 具體表現在: (1) 城市老人向農村轉移, 給農村帶來了穩定的、高端的消費群體, 不僅能有效緩解新農村綜合體內休閑娛樂設施的季節性閑置問題, 而且能夠將城市老人在城市多年生活工作積累的經驗、技能和人脈資源帶到新農村綜合體中; (2) 農村青壯年向城市轉移, 給城市輸入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建設者, 能夠緩解城市的“用工荒”問題; (3) 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城市老人的自有商品房與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租 (購) 房需求相對接; (4) 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農村空余住房與城市老人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租房需求相對接; (5) 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土地流轉與城市老人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轉入農地進行休閑耕種的需求相對接。總之, 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 有利于城鄉之間人、財、物的雙向自由有序流動, 有利于打破城鄉相互分割的壁壘, 統籌城鄉生產要素資源配置, 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
(三) 形成農民收入渠道就地多元化的格局, 實現農村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 能夠盤活農村土地資產, 大幅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具體表現在: (1) 農民可以將空余房屋出租給城市老人賺取穩定的租金, 也可以用于發展民宿經濟按天賺取房費; (2) 農民可以將土地權利流轉給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或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賺取流轉收益, 也可以把土地流轉給城市老人休閑耕種賺取租金; (3) 農民可以為在新農村綜合體內休閑健康養老的城市老人提供綠色有機果蔬、土豬肉、土雞、土雞蛋、茶葉等特色農產品賺取收益; (4) 農民可以為城市老人養老、休閑觀光農業、鄉村旅游、農家樂、民宿經濟等產業提供車輛接送、場地看管、社區安保、旅游講解等配套服務, 以賺取全職 (兼職) 工資收入。因此, “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 能夠實現農民收入就地多元化, 使農民從單純依靠土地種植增收向租金保底、務工獲薪、經商得利、入股分紅和福利性補貼等多元化增收的轉變。“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 給農村帶來了源源不斷的“人氣”, 有利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增加, 將從根本上扭轉農村“衰敗”“空心化”的局面, 實現農村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 有利于城鄉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形成城鄉居民文化生活互動交融的格局
發展“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的文化有“輸血”和“造血”兩種方式, 第一種“輸血”, 即政府加大對新農村綜合體鄉村文化建設的資金投入, 改善群眾文化活動條件, 提高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第二種“造血”, 即“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利用鄉村的民俗文化、節慶文化、民間藝術, 乃至歷史文化遺產和山水田園風光、綠色有機食品, 以鄉村養老產業為載體, 發展休閑觀光農業、都市現代農業、社區支持農業、農家樂、民宿經濟等多元產業, 繼續挖掘鄉土文化資源, 努力提高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水平, 吸引城市居民到農村長期生活居住進行旅游觀光、休閑體驗, 將城市優質文化資源送到農村。實踐證明, 政策“輸血”不如自我“造血”。城鄉融合的最可行渠道就是城市居民深入到鄉村, 了解、學習、體驗農村生產、生活狀態及其存在價值, 同時, 城市居民到農村交流的增多, 能給農村注入全新的思維和理念, 有利于推進農民文化素質和農村文明程度的提高[3]。另外, 一個城市老人一般聯系著兩個城市家庭, 將吸引大量的都市夕陽人群的子孫輩及親戚朋友在節假日前來探望并留宿居住, 既能有效推動當地旅游經濟的快速發展, 又能給農村帶來去豐富的城市現代化元素, 實現城鄉文化的互動與交融, 從而帶動農民的觀念更新和素質提升。
三、文獻綜述
在國內, 李松柏基于外業調研數據,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城市老人選擇鄉村休閑養老目的地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 結果表明, 城市老人選擇鄉村休閑養老目的地受目的地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休閑養老配套設施、生活基礎設施、管理服務和形象等因素的共同影響[7]。翟媛以浙江省杭、嘉、溫、金四市老年群體為研究對象, 通過問卷抽樣調查的方式探討老年人的不同人口社會特征及鄉村旅游因素對鄉村養老度假產品偏好的影響。研究發現, 在人口社會特征方面, 除了性別, 老年人的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社會特征對鄉村養老度假產品偏好有較顯著影響。在鄉村旅游因素方面, 老年人鄉村旅游經驗的具備與否對鄉村養老度假產品偏好有顯著影響, 鄉村旅游經濟承受力對鄉村養老度假產品偏好有較顯著影響。江海燕和劉慶友依據199份有效調查問卷, 從收入來源、家庭結構、健康狀況等方面分析銀發族鄉村旅游養老意愿及影響因素[9]。凌麗君釆用文獻法、例證法、調查法以及多學科相結合的方法, 發現性別、年齡、收入水平、文化程度、配偶收入水平、兒女個數、婚姻狀況等因素對河南省鄭州市部分退休老人的季節性移居鄉村休閑養老意愿有重要影響。
在國外, Litwark E., Logino C.F.認為, 成年子女的居住地是影響老年人遷移的重要因素[11]。Rodriguez V.研究發現, 優美舒適的居住環境、完善的旅游設施、空間距離的鄰近和交通可達性是養老者可能留下來養老的基礎[12]。Haas W.H., Serow W.J.認為, 老年人與年輕人在行動上相比有一些遲緩, 如果老年人想四處游歷, 就需要選擇一個空間可達性強和交通便利的地方移居。Zimmer Z., Brayley R.E., Searle M.S.等研究發現, 身體狀況、經濟支付能力以及周圍環境等也影響老年人出游[14]。Romsa G., Blenman M.指出, 旅行費用、信息缺失、閑暇時間以及身體狀況等都是影響老年人旅游決策的重要因素[15]。Conway K.S., A.J.Houtenville指出, 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當地經濟的發展會適當給予移居老年人一些優惠政策來吸引老年人移居, 或者當地本來就具備對老年人的一些福利政策, 這些都可能成為影響老年人移居目的地選擇的因素[16]。Leo Huanga, Hsien-Tang Tsai運用Ridit法分析了養老人選擇旅游目的地的特點, 運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三大制約性因子, 分別是旅游者能力、旅游供應商水平及旅游動機[17]。Aliza Fleischera and Abraham Pizamb以以色列老年人為例, 得出他們的旅游動機主要是健康和收入, 但他們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時間與年齡相關。
綜上所述, 國內外學術界對城市老人農村養老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并得出了年齡、教育程度、配偶收入水平、兒女個數、閑暇時間、信息缺失、空間距離的鄰近和交通可達性、旅行費用等因素對城市老人到農村養老的存在有一定影響。然而, 現有的研究并沒有對城市老人更傾向于到哪類農村養老進行界定, 因為并非所有農村都適合城市老人進行休閑健康養老。因此, 未來亟需根據城市老人到農村休閑健康養老的全方位需求, 從“自然—經濟—社會”方面篩選出適合城市老人休閑健康養老的農村點位。同時, 并非所有城市老人都有到農村參與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和需求, 故而對城市老人農村進行休閑健康養老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亦十分必要。
四、實證分析
(一) 影響因素指標體系構建
成都市“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在自然環境、地理區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醫療衛生等方面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且目前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內部已經有城市老人集中養老點建設項目的成功實踐, 因此, 對城市老人成都市“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可以有效避免城市老人農村養老在點位選擇上可能出現的錯誤, 且更具實踐指導性。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 篩選出11個指標構建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影響因素指標體系 (見表1) 。
表1 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影響因素指標體系
(二) 方法選擇與實證數據獲取
1. 方法選擇
根據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的強烈程度, 本文將其分為三種類型:“愿意”“不清楚, 視情況而定”“不愿意”, 對于因變量離散數值數大于兩類的, 研究時須采用多元概率模型[19]。由于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因變量定義和賦值具有等級次序的性質, 有序分類數據的回歸分析模型有對數線性模型、多項反應分類Logistic模型、連續比模型、立體模型、累積比數模型等多種劃分。其中累積比數模型被公認為是較好的一種有序回歸模型, 也被稱之為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20], 故選擇有序Logistic模型更能反映不同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差異的性質。有序Logistic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 ∏1、∏2、∏3分別為因變量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類型相應的取值水平概率, “愿意”=3、“不清楚, 視情況而定”=2和“不清楚”=1, 且∏1+∏2+∏3=1。xi為影響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影響因素, ai為常數項, 且必然ai<ai+1, 且βi為待估系數, i=1, 2, ……, n。
2. 實證數據獲取
實證數據獲取主要來源于2015年10月~2015年11月的外業問卷調研, 在設計完成《“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與休閑健康養老相結合調查問卷》初稿后, 首先, 組織學生在電子科技大學沙河校區老年活動中心進行預調研, 然后, 根據預調研的反饋情況對問卷進行了修改完善。在問卷最終確定后, 組織學生在成都市望江公園、人民公園、浣花溪公園等老年人比較集中的區域開展問卷調查, 共收集問卷102份, 其中, 有效問卷83份, 有效率為81.37% (見表2) 。考慮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對于城市老人而言可能是一個陌生的概念, 在面對面問卷調查過程中, 要求每位參與調研的同學對“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的概念和基本情況對受訪城市老人進行詳細介紹, 同時以照片的形式向城市老人展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的住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套、鄉村旅游設施、自然環境等, 以便強化他們對“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的印象和理解。
(三) 模型運行與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 10軟件對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影響因素進行有序Logistic模型估計 (見表3) 。
根據表3可知, 從模型的整體檢驗效果看, 對數似然比 (-2 Loglikelihood) 的值為-52.2032, 偽判決系數 (Pseudo R2) 為0.2602, 卡方檢驗統計量[LRchi2 (19) ]為36.73, Prob>chi2=0.0001。可以看出, 模型擬合效果良好。在10%的顯著水平下, 性別 (x1) 、出生地 (x3) 、文化程度 (x5) 、健康狀況 (x6) 、收入來源 (x7) 、目前居住情況 (x10) 、自己對未來養老模式的預期 (x11) 這7項因素與因變量之間無統計學關系;在10%的顯著水平下, 年齡 (x2) 、戶籍所在地 (x4) 、平均月收入 (x8) 、子女數量 (x9) 與因變量之間存在著統計學關系, 根據模型運行結果得到的主要啟示有:
第一, 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與年齡呈正相關。這主要是由于年齡越小, 受訪城市老人仍在單位工作或者退而未休的可能性越大, 同時, 城市老人年齡越小, 對于自己未來養老問題的構想可能還未納上議事日程。相反, 城市老人年齡越大, 自己面臨的養老問題的緊迫性、重要性愈發凸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家庭日益小型化, 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了巨大沖擊, 同時, 養老床位的緊張以及條件的不盡人意, 使他們更渴望去城市周邊公共服務配套、住房、交通等各方面條件較好的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
第二, 戶籍在成都的城市老人更愿意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這主要是由于考慮到照顧家庭、人際關系網的維護、醫療費用的報銷等現實問題, 城市老人更愿意選擇到戶籍所在地的農村進行休閑健康養老。由于“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位于成都市的二三圈層, 大多處于“1小時成都經濟圈”, 地理位置優越, 與成都市主城區之間的交通便利。因此, 與戶籍在成都市外的城市老人相比, 戶籍在成都市的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顯得更加方便。
表2 受訪城市老人的基本情況
表3 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意愿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表示在5%的水平上顯著, *表示在10%的水平上顯著。
第三, 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與平均月收入呈正相關。由于城市老人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需要承擔房租、餐費、交通費、參加鄉村旅游自費項目等各項支出, 這要求城市老人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支撐。因此, 城市老人收入越高, 對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需承擔的各項花費越不擔心, 越自信自己能夠在“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內過上安逸體面的生活, 不至于囊中羞澀畏懼城市老人之間的攀比而放棄自己到農村養老的意愿和想法。
第四, 城市老人“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意愿與子女數量呈負相關。城市老人養育的子女數量越多, 在年老后, 能夠有子女留在自己身邊以及獲得子女照顧的可能性越高, 他們越傾向于選擇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相反, 城市老人子女數量越少, 由于工作流動、婚嫁等原因, 子女能夠留在身邊照顧老人的可能性越低, 因此, 選擇到“小組微生”新農村綜合體進行休閑健康養老的可能性越高。
五、討論
(1) 目前, 主流的觀念、學界觀點以及政府戰略都以快速城鎮化為目標, 努力實現進城農民完全融入城市、轉變為市民以提高城鎮化率, 考慮的問題是如何讓進城農民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戶。因此, 把城市人口向農村轉移視為“逆城市化”而加以排斥和否定。城市老人到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同樣是人口由城向鄉的轉移, 那么, 這一行為是否會得到鼓勵和支持?是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2)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就了差異巨大的兩種社會經濟格局, 農村和城市相互獨立地保持各自的運行和發展, 各自主要依托自身的資源解決內部所面臨的老年人養老問題。富裕起來的農民可以選擇到城市養老機構或者社區進行養老, 那么, 有條件、有需求城市老人亦可以到農村進行休閑健康養老, 利用農村的部分資源解決城市老人的養老問題, 但是, 這是否會擠占本已稀缺的農村資源, 對農村老人的養老造成負面影響。
(3) 城市老人到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會面臨著農村醫療條件差、配套建設用地指標來源難、住房個性化需求的滿足等瓶頸和障礙, 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 城市老人到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的構想將僅僅停留在遐想階段或自發無序發展狀態, 致使在大都市邊緣區的新農村根本形不成承接城市養老產業轉移這一新的經濟增長點。因此, 未來需要深入研究城市老人到新農村綜合體休閑健康養老面臨障礙的化解策略, 保障城市養老產業向成都二三圈層有序轉移的順利推進。（作者：劉靈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