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產業戰爭，誰才是贏家？
 

        如果中日打經濟仗，基本上是中國的損失會更大，而且很被動，因為我們經濟很多方面是依賴于日本。反過來，日本并不完全依賴于中國，它在全球市場包括傳統的像美國市場、歐洲、加拿大還有澳大利亞市場以及新興市場有很多的產業，實際上并不完全依賴于中國的市場。

        所謂釣魚島問題顯性化是什么意思？中日兩國打貿易戰？還是得動真刀真槍，在軍事等各個方面跟日本對著干？以我個人的觀點，在經濟上跟日本對立，首先是兩敗俱傷，都會有損失，而且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損失要大于日本。

        我們國民甚至我們輿論的宣傳，基本都說日本的經濟依賴中國市場，日本國內不景氣，整個經濟不好，正是因為有了中國的市場，它才能夠活著。但是這種觀點并不準確。請大家提前看看我的書《三井帝國在行動》這部書可能讓你大吃一驚。2008年時這本書出版以后成為了暢銷書，有人稱為日本版的《貨幣戰爭》，當然它不是《貨幣戰爭》，而談的是產業戰爭。

        日本企業、產業在中國形成這樣一個布局，藏在我們產業的很多核心地方，但是我們并沒有感受到，我們只是知道有那么幾個品牌。但其實，在日本，包括索尼、松下都是小玩鬧的公司，真正那種日本的“央企”實際是不做具體產品的，是做裝備制造、金融、商社。這些日本核心企業，相當于中國的央企，與我們的央企類似，比如聯想、海爾、長虹看似挺有名，但實際上在中國也是小玩鬧公司，真正大型的企業集團是不做這些產品的。

        我們說抵制日貨，抵制那幾家公司的產品其實意義不大，日本也不會傷筋動骨。我為什么寫了那么一本書？實際跟我的經歷有關系，我在日本企業工作了12年。從1991年大學畢業，1993年進入日本的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叫三井物產，它不是一般的公司。如果看日本歷史的話，包括明治維新推翻當時的政府，背后是誰出的錢？三井出的錢。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沒有錢了，誰給的錢？孫中山從哪兒要來的錢？從三井要出來的錢。

        在三井財團里，我所在的三井物產實際是三井財團的一個綜合商社，可能大家并不知道這個三井物產，但是可能都知道豐田、東芝，它們其實是屬于三井財團的。它有這么樣一個體系，財團有20幾家核心企業，不是叫企業，而是企業集團，豐田只是其中一部分，此外還有外圍的關聯企業，也就是跟它關系比較密切的公司。還有，在二戰后，它扶持起來的公司，像索尼等，這些事實，可能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另外，三井財團跟住友財團現在合在一起，成為三井住友控股金融集團，住友里面有誰？是松下、NEC、三洋這樣的企業，而現在三井跟住友的產業群其實是合在一起的。

        只是說一個結論性的東西——中機院認為，如果中日打經濟仗，基本上是中國的損失會更大，而且很被動，因為我們經濟很多方面是依賴于日本。反過來，日本并不完全依賴于中國，它在全球市場包括傳統的像美國市場、歐洲、加拿大還有澳大利亞市場以及新興市場有很多的產業，實際上并不完全依賴于中國的市場。

隱藏的日本經濟實力
 

        此外，包括越南、蒙古等國，也有大量的投資、大量的產業，所以所謂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其實是因為它把產業外移了，就像我們的溫州，要是現在到溫州看，一點也不景氣，都是老弱病殘留在那兒，但實際上溫州人在全國全世界賺錢海了去了。日本也是這樣，我們老用GDP衡量中國，但實際上看日本還有美國不能用GDP看，他們是資本輸出國，他們國家的產業是在外面賺錢的，他們的經濟實力并不完全都在國內。日本的GDP只占GNP也就是國民生產總值的40%！

        另外，我們老說日本“失去的十年”股市暴跌、房價暴跌。但是我們忽視了一點，就是日本房價跌了一半，股市跌一半多，但是它的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計算，它的房價沒跌，它的股市也沒跌。只不過用日元來計算的時候，看著是跌了，但實際上沒跌。我們看到的很多數據并不真實，我們老是說日元升值對它打擊，但是實際上只是短期對它的產業可能有影響，但是正是日元的升值促使了它的產業升級，把那些不賺錢或者低附加值的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東西。

        日元升值為它在海外收購企業降低了大量成本，實際它的錢一下子更“值錢”了，收購大量的礦山和在海外投資，實際上對它帶來的益處遠遠超過所謂的日元升值帶來的損失。

        我們對日本的誤讀還一直在報道，并沒有理解真正日本的實力，讓中國老百姓有很多誤解。這讓我們看的問題并不是真實的，實際上，日本隱藏的經濟實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掌握裝備制造的“核武器”

        日本用產業和商業金融結合的財團，美國用華爾街的力量，占據了優勢。那么，日本產品深入到我們的品牌背后，我們要想把它們打出去，靠什么？就要提高我們的裝備制造業，提高我們的軍工水平，四萬億不要扔到房子里面，四萬億扔在裝備制造，搞裝備制造就要無條件往里投入。

        日本制造業經濟體是很強大的，并不是媒體上說的衰敗了，為什么？因為它在上個世紀80年代擴張的時候被美國打了一下，整了它一下，所以它躲起來，暗中較勁。

        我不贊成大家砸日貨的方式，但是我的觀點是：一定要跟日本斗爭，跟美國斗爭。我也不同意說沒有陰謀論，我認為就是有陰謀，而且美國有陰謀，日本有陰謀。他們的陰謀很簡單，這種陰謀其實是陽謀，你說它是陰謀，是因為不懂它的玩法，所以認為是陰謀。它的陽謀是什么？就是為了它本國國民的福利而在全球爭奪資源、爭取市場，使用別的國家的廉價勞動力，這個就是他們做的事情。美國在做這個事情，日本也在做這個事情，我們現在想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物質財富，能夠享受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水平，那么我們也需要去拿資源、拿市場、拿技術，那么必然跟他們發生沖突對撞，這實際就是經濟戰爭。

        也就是說未來的戰爭或者說不用未來，現在已經有，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這次世界大戰不是拼刀槍而是一場經濟戰、金融戰、產業戰是商戰，這場戰爭中，我們看到釣魚島其實也是跟經濟有關的，資源爭奪，不光資源爭奪，通過釣魚島爭端，中日之間爭斗起來，那么可能美國在經濟上就得益，包括美元霸權的鞏固。

        我們看到，就在中國跟日本在釣魚島這個事弄得這么兇的時候，2012年6月1號，中日之間達成了貿易以人民幣結算協議。什么意思？這是對美元的一次挑戰。我們看到，更多是在打經濟戰，這種經濟戰不是簡單的砸砸日貨，這種方式是打不贏的，我們一定用我們的經濟體系。為什么別人能打贏，因為別人有發達的制造業，能夠占據高端，因為它有它的一套體系，這套體系，日本用的是產業和商業金融結合的財團，美國用的是它的華爾街的力量。

        中國的制造業轉型實際上是被壓制的，所謂制造業轉型就是我們鞋子、襪子、布變成新的東西，它能夠叫制造業的轉型嗎？所謂制造業轉型一定是往裝備制造業越來越高端的方向走，我說的是材料、機床、生產線、成套設備，這些東西是什么？這些東西實際上是軍工，日本和德國挑戰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靠的就是這些，只是戰爭把它的技術給拉下來了。我們在和平年代不能有戰爭了，不能拼刺刀了，但是我們還要有經濟帳，要拉動我們的裝備制造業、材料升級，得有打戰爭的勇氣，要不惜花血本，戰爭的時候，不跟你算帳，不算將來利潤是多少，統統沒有，要全民投入。所以，日本產品深入到我們的品牌背后，我們要想把它們打出去，靠什么？就要提高我們的裝備制造業，提高我們的軍工水平，四萬億不要扔到房子里面，四萬億扔在裝備制造，搞裝備制造就要無條件往里投入。

        釣魚島爭端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這個爭端提醒了我們的國民—我們要提高軍事技術，帶動我們產業升級。用我們的軍事力量來威懾日本，威懾美國，保護我們在全球的商業利益，或者像美國一樣用武裝力量去搞油田，我們可能搞不過美國，但是我們得保護我們的利益。要做到，就需要我們付出努力。

從危機感身上找到信仰
 

        按照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加入WTO后，不管是學界還是實業界，一個共性的認識是——科技的對外依賴在一定程度上多于自力更生。隨著多方呼吁，社會輿論開始意識到要大力支持自主創新，研制出關鍵“零部件”。

        然而，鉆研之路并不容易。當下缺的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師傅，也缺在阻礙自主創新環境下勇于改革的師傅，更缺在精神信仰上給年輕人鼓勁兒的師傅。

        從整個社會層面來說，問題的關鍵，并不是有沒有人或是該有多少人的問題，而是需要一種切實可抓的信仰建設，即讓年輕人有一個充滿干勁、為著自己的興趣以及國家需求去釋放拼搏的環境。

        在這一點上，不止一位學者認為，日本就十分值得學習——從危機感身上找到信仰，比如《日本沉沒》等影片帶來的生存感沖擊。

        這樣的危機感還來源于國內大眾傳媒上的言論。以那本曾掀起軒然大波的《中國能否趕超日本》為例：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發展勢頭逐漸減弱，各種社會問題逐漸暴露。該書作者唐津一表示，面對近鄰中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日本國內從民眾到學者普遍有一種不安全感，甚至是一種被中國超過的危機感，“要寫本書鼓起國內年輕人的自信，同時給出危機的信號！”

        而這恰恰是國內所缺失的，即一種愛國教育的缺失，而這種教育并非簡單的言傳，更在于身教，這也正是要用“師傅”來帶徒弟，才能搞活中國工程科技的原因所在。

        換句話說，“為了下一代，先找回這一代”。老一輩以身作則的行為可以慢慢影響到年輕人的想法，以至形成一種信仰——一種發自內心的動力。而當信仰形成之時，浮躁、急功近利都將成為“浮云”。

        2012年10月，當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之時，我們也開始反思，“我們要向日本——一個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有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國度學習什么”。

        關鍵不在于日本人有多聰明，而是其認真和執著，一個人、一個民族能夠持續認真、執著地做一件事，除了內在興趣的動力之外，一種較為完善的教育、科研、產業環境以及干實事的信仰環境是更為重要的。

        以日本人驕傲的制造業來說，日本人自己也將其歸結為民族特性中的謙虛和好奇心。1543年，漂流到種子島上的葡萄牙船只帶來了火藥繩槍，這項技術立即就傳遍了整個日本列島，并完全改變了當時的戰爭形態。火藥繩槍被人們徹底地分解開，并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進行了復制品的試射。

        面對有著先進文明的西方殖民主義者，日本人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興奮地睜大雙眼去推理其構造，并學習制作出了無數仿制品。從不滿足的欲望使他們不安于“差不多”，而是要“做得更好”，這一點正是中國人應當借鑒的。
就當下還未降溫的釣魚島事件，其實就是“一個變革的機會”——外部危機常常讓國內齊心協力，形成一個共同的“信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