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常見的文旅引導的鄉村振興規劃策略有兩種：“一村一品”(One Village One Product)和田園綜合體。其中“一村一品”源于日本，是通過挖掘本地資源發展特色產品來打造知名品牌的鄉村振興方法。這里的特色產品不僅指農產品，也可以指特色文化旅游項目。日本采用“一村一品”的鄉村振興策略，在20年內(1970—1990年)成功培育了306種特色鄉村產品，有效提高了鄉村活力，緩解了日本鄉村所面臨的老齡化、空心化問題。此外，“一村一品”的鄉村振興運動也成功逆轉了城市居民對鄉村的刻板印象，鄉村逐漸成為了城市居民體驗文化、休閑旅游的熱門地。
“田園綜合體”(rural complex)源于英國。1942年英國政府頒布了嚴格的農業用地保護政策和農村景觀保護政策[16]。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1947—1990年)英國農業經濟持續衰弱，農業機械化影響了農村就業率和農民收入。盡管從1960年起，逆城市化運動促使很多富裕和退休的城市居民選擇去鄉村購置房產，但也使英國農村的原住民面臨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于是在2006年英國成立了“鄉村社區委員會”(Commission for Rural Communities)和自然英國機構(Natural England)，旨在引導鄉村在維護自然風貌的同時提高社區服務能力。并于2007年進一步提出“塑造一個場所”(shape a place)的規劃策略。該策略不再局限于對用地性質和空間的規劃，而是自下而上的綜合性規劃(包括經濟、農業、社區和景觀)，即“田園綜合體”。該策略的實施增強了鄉村的社區凝聚力、社區居民的參與感以及社區的活力。
然而在江蘇省，“一村一品”和“田園綜合體”的鄉村振興策略都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礙。以“一村一品”為例，蘇州目前主要將“品”定義為農產品。蘇州周邊有12個村鎮都在嘗試采用“一村一品”的發展模式，由于地域性特色農產品的品種有限，“千村一品”的現象時有發生，如新蕩村和江灣村就都將蔬菜種植和采摘作為當地特色。該現象一方面是由于上位規劃對“品”的局限解讀而導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江蘇省和日本的地形地貌差異所致。由圖1可以看出，英國卡迪夫和日本仙臺城市輪廓清晰，中國蘇州與上海、無錫、常州形成緊密的城市群，城市向周邊鄉村滲透。
圖1 英國卡迪夫、中國蘇州、日本仙臺的城鄉形態差異對比
對比采用“一村一品”發展策略的江蘇省蘇州市和日本仙臺市，可以看出：日本仙臺市村落分布較為緊湊，自然環境優越，與城市資源互補，易形成獨具特色的鄉村品牌(如日本仙臺宮城縣松島灣就是依靠獨具特色的海邊島嶼形成的文旅品牌)。江蘇蘇州的發展定位更側重與上海、無錫、常州形成長三角一體化城市群，鄉村被城市分割，且村落空間尺度較小，較難聚集形成有規模的品牌效應，反而容易因為氣候條件、地理位置相似，引發同質化競爭甚至“千村一品”問題(圖1)。
在實施“田園綜合體”策略上，中國對田園綜合體模式的解讀還局限于對鄉村的農業和旅游文創產業進行綜合，忽略了城市和鄉村產業的互補發展，更忽略了鄉村生態系統和鄉村產業發展的耦合。將蘇州的“田園綜合體”項目與英國卡迪夫鄉村的同類項目比較，可以看出：得益于農業用地保護政策和農村景觀保護政策，卡迪夫的城市擴張被嚴格限制，鄉村的景觀和耕地得到了保護[20]。卡迪夫的鄉村產業發展依托于地方的人文景觀，如依托當地煤礦開采歷史建立起來的“國家煤礦文化體驗中心”(Big Pit National Coal Museum)，不僅有效保護了在地的景觀風貌，而且通過號召曾在煤礦廠工作的鄉村老人參與講解，成功實現了產業發展和鄉村自然生態以及地緣文化的融合。與卡迪夫相比，蘇州鄉村和城市的邊界非常模糊，鄉村特有的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正逐步被周邊城鎮同化，因此在發展田園綜合體之前，亟須率先修復鄉村的自然和人文生態。
綜上所述，結合當前鄉村振興策略實施過程中所暴露出的問題，未來蘇州鄉村的產業發展不能照搬日本“一村一品”或英國“田園綜合體”的策略。蘇州鄉村振興應首先修復鄉村生態系統，修補鄉村的田園風貌，并通過城鄉資源互融互通，打造形成獨具特色的鄉村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