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企業發展動力結構、依賴要素種類、生產運作模式、風險特征、要素分配結構、企業間相互依附關系等均發生重大變化，對金融服務模式提出新要求
金融機構要深入研究新質生產力相關企業的特點、發展規律、風險管理及投融資等方面的需求，有針對性地豐富金融服務工具，加快打造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需求的八大金融服務新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科技驅動新特征，創新科創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面臨的風險新變化，創新風險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動產要素主導特征，創新動產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股權及組織結構新特征，創新治理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全生命周期融資需求，創新全周期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下產業關系的新變化，創新產業鏈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重組整合需求，創新并購金融模式；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多元經營目標特征，創新綠色金融模式
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企業發展動力結構、依賴要素種類、生產運作模式、風險特征、要素分配結構、企業間相互依附關系等均發生重大變化，對金融服務模式提出新要求。金融機構要深入研究新質生產力相關企業的特點、發展規律、風險管理及投融資等方面的需求，有針對性地豐富金融服務工具，加快打造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需求的金融服務新模式：
一要匹配新質生產力企業技術創新需求，打造科創金融服務新模式，助力形成“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二要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面臨的風險環境及風險特征的新變化，推動傳統資本金融加速向風險金融轉變，創新風險金融服務新模式。三要適應數字、技術等新要素在新質生產力企業中的主導引領作用，推動不動產金融模式向動產金融模式轉型。四要匹配新質生產力企業所有權、股權結構及組織運營方式的新變化，推動以優化企業財務結構為單一目標的融資金融，向優化財務結構和治理結構并重的治理金融轉型，通過雙重結構優化形成制度優勢。五要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全生命周期的融資新需求，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工具融合的、長短期資金相互配合的全周期金融服務體系。六要適應新質生產力下企業從注重供應鏈到融入產業鏈的轉變，更好適應鏈主模式、園區模式等新特征，打造產業鏈金融服務新模式。七要順應新型產業關系下企業重組整合的需求，通過大力發展并購金融來激活并購重組市場，創新并購金融服務新模式。八要匹配新型生產關系下，企業經營目標多元化的趨勢，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促進形成綠色投融資正向循環，豐富綠色金融新內涵。
一、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科技驅動新特征，創新科創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需要構建匹配新質生產力企業發展需求的科創金融服務新模式，促進“科技—產業—金融”形成良性循環。
新質生產力企業最顯著的特征是以科技創新為主要驅動力，需要建立與之匹配的金融服務模式。目前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結構及傳統金融服務模式難以很好支持科創企業發展。一方面，傳統金融服務模式推進創新要素證券化的能力相對不足，難以滿足科創企業靈活的股權融資及激勵需求；另一方面，在傳統服務模式下，我國金融市場對科創企業信息的處理有效性不足，吸納長期資金和股權投資的能力有限，難以為科創企業提供足夠的、長期的、有較高風險承受能力的資金。
在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金融機構需要圍繞科創企業的新需求，積極發揮資本市場收益共享和風險分擔機制，推動形成更多創新資本。證券公司作為資本市場的“看門人”，要提升對硬科技企業的識別、判斷、挖掘能力，鼓勵科創企業嫁接資本市場，要有效發揮企業信息披露在發行定價中的作用，提高科創企業定價的合理性，要服務好“耐心資本”，為專業投資機構提供交易撮合、流動性管理、投資研究等多元化服務，推動實現長錢長投，提升市場長期資金對優質資產的配置比例，發揮好長期資金在服務新質生產力上的基石作用。
與此同時，考慮到我國間接融資主導的金融體系特征，創新科創金融服務還要發揮商業銀行的主導作用，積極推動商業銀行服務模式轉型，加強針對科創企業的信用研究能力，推動抵押貸款向信用貸款轉型，優化對新質生產力企業信貸支持。要鼓勵商業銀行積極走進民營企業、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切實了解企業在經濟復蘇過程中面臨的資金難題，理順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融資需求，豐富科創金融內涵，創新科創金融新模式。
二、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面臨的風險新變化，創新風險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需要加速推動資本金融模式向風險金融模式轉變，滿足新質生產力企業全流程的風險管理需求。
新質生產力企業更多在未知領域、不確定領域進行探索，探索過程中試錯成本較高、經營風險較大，有較強的風險管理需求。大量新質生產力企業除資金短缺以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風險問題。相對傳統發展模式，創新驅動模式下的企業普遍承受較高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和政策風險，這些風險貫穿企業發展的每一個環節。技術風險包括早期的技術方向決策錯誤風險、中期的研發失敗風險、后期的技術泄露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創新項目與市場需求不匹配、市場上競爭對手數量激增等風險；政策風險包括新技術的推廣乃至企業發展領域產業政策調整的風險。從境外成熟金融機構的經驗來看，其核心功能和競爭力已在很大程度上由資本管理向風險管理轉型，圍繞采購、生產、銷售、資本運作等各個環節，為企業提供全流程的風險管理服務。
我國金融機構也要加速向風險金融模式轉型，通過提升全面、全周期風險配置能力來更好滿足新質生產力企業風險管理的新需求。具體來看，金融機構需要更多圍繞新質生產力企業的風險來源、呈現形式、傳染特征，提供風險識別、風險計量、風險管理等綜合風險管理服務。
在風險識別環節，金融機構要在對企業的財務狀況、業務運營、市場環境等多個方面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加大對主要風險來源的研究，為企業搭建風險控制指標體系，推動企業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發展相匹配的風險觀念。同時，要注重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數據濫用、算法歧視、新型技術控制等潛在的負外部性，及時識別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風險源。
在風險計量環節，境外成熟金融機構普遍走在風險定價和評估創新的前列，我國金融機構要加大對各類新質生產力相關風險的計量和定價方法的研究，構建與風險相匹配的風險定價模型，以實現合理的風險定價。
在風險管理環節，金融機構要更為積極地提供與新型風險相匹配的服務模式，通過開發更多科技保險產品來幫助企業管理科技風險，通過支持產業鏈整合與高端化來幫助企業管理產業鏈風險，通過積極開展綠色金融業務來幫助企業管理生態風險。
三、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動產要素主導特征，創新動產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推動不動產金融模式向動產金融模式轉型，更好匹配新質生產力企業以技術、數字、管理等現代動產要素為主的特征。
過去企業生產依賴土地、設備、廠房等不動產要素，而新質生產力企業更加依賴數據、管理、技術等現代動產要素，這些現代動產要素在確權、定價、交易等方面較傳統不動產要素有本質的區別，需要的金融服務也完全不同。
第一，現代動產要素具有可復制、可流通、可共享的屬性，同時大部分現代動產要素附著在人才上，而人才又附著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動產要素確權難度大，要求金融服務模式由不動產金融模式下的所有權金融向動產金融模式下的使用權金融轉型。
第二，動產要素往往不直接體現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上，導致金融機構對其關鍵信息的獲取和理解難度較大，并且傳統金融投資估值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動產要素的特征不匹配，加之針對現代要素的估值定價標準和指引普遍欠缺，導致金融機構缺乏對動產要素定價的實踐經驗積累，需要盡快建立針對現代動產要素的定價服務模式。
第三，各類現代動產要素普遍缺乏成熟的交易市場，盡管各地相繼建立了大量的技術交易市場、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和大數據交易市場，但是缺乏對這些交易市場的體系、分類、相互銜接關系以及交易方式等的統一規劃和整體設計，需要盡快建立健全動產要素交易服務模式。
從境外發達市場的經驗看，資本要素對于其他要素有帶動作用，其他要素的價值要通過資本化的過程來體現。我國需要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的樞紐作用，借助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動產要素的財務化、貨幣化、資本化，從而實現動產要素價值最大化，提升全社會要素配置效率。金融機構要不斷完善動產要素的財務價值統計方法，體現新要素財務價值，要加快探索動產抵押評估，制定評估標準，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要持續加強資本市場對數字企業、科技企業估值方法的創新，推動數字企業、科技企業價值實現。
四、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股權及組織結構新特征，創新治理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推動以優化企業財務結構為單一目標的融資金融向優化財務結構和治理結構并重的治理金融轉型，通過財務和治理“雙結構”優化來形成制度優勢。
新型生產關系本身是新質生產力的創新動力，生產關系的創新在宏觀層面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內涵的不斷發展上，在微觀層面體現在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的革新上。新質生產力企業依賴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在生產關系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有較強的革新內部治理結構的需求。
近年來我國企業制度出現不少創新，例如平臺企業發展壯大、一人公司快速發展、同股不同權企業普遍化，未來大量企業將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通過靈活、包容、創新的治理結構來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新質生產力企業的發展極其依賴高端人才，需要實現分配方式的現代化。傳統金融服務聚焦在針對企業的財務支持上，但對財務結構和治理結構的關系認識不足，未來金融服務需要更加重視企業財務結構和治理結構之間的關聯關系，通過融資結構、股權結構的優化來帶動企業治理結構的優化。
一是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等投資機構需要通過創新投資業務模式來提升參與相關上市公司治理的專業化能力。公募基金要加強產業投研，促進其一、二級市場投資一體化發展，通過構建長期考核機制推動其投資長期化，并通過增加相關培訓、建設投后管理團隊等形式，全面提升主動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意識和專業化能力。社保等長期資金也需發揮積極的作用，學習境外養老基金積極股東主義實踐經驗，積極嘗試以私下協商、公開信、遞交股東議案等方式參與公司治理，共同推動企業治理結構現代化。
二是近年來員工持股和股權激勵是我國上市公司優化要素分配關系、提升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徑，而方案的設計和實施具有一定專業性，在此過程中金融機構要積極為企業提供相關激勵方案設計、財稅籌劃等綜合金融服務，幫助上市公司構建合理高效的激勵機制，通過企業財務結構和治理結構的雙重優化效應，進而形成企業整體的制度創新優勢。
五、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全生命周期融資需求，創新全周期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兼顧企業流動性需求和資本性需求，打造全周期金融服務體系，為企業提供多種融資工具融合的、長短期資金相互配合的綜合融資服務。
新質生產力企業以創新為發展驅動力，創新貫穿了企業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對不同期限、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均有較大需求。在傳統金融模式下，貸款融資、債券融資、股權融資界限分明，三類融資關注的企業風險類別截然不同。貸款融資高度關注企業的短期流動性風險，債券融資高度關注企業中長期流動性風險和償債風險，股權融資則高度關注企業長期經營風險。新質生產力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短期流動性風險、中長期償債風險、長期經營風險高度關聯，所以很難從風險源的角度把融資服務劃分為貸款融資、債券融資、股權融資。
此外，新質生產力企業有可能是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領域的初創企業，對風險投資資金的需求較大，也有可能是傳統領域的成熟企業，對穩定的社會化資金需求較大。這就要求金融市場為其提供多種融資工具融合的、長短期資金相互配合的綜合融資服務。
在宏觀層面，要加速健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均衡發展的金融體系。《2023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要合理把握債券與信貸兩個最大融資市場的關系。這意味著要在做好信貸高質量投放、債券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暢通流動性的傳導渠道，重視跨市場的聯動。
在微觀層面，金融機構要注重提升各類融資工具間協同水平，打通股權融資、貸款融資、債券融資的鏈條，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資金支持。大型銀行要探索以投貸聯動等方式為新質生產力企業提供綜合融資服務，平衡好融資方案中企業、銀行股權融資方、銀行債權融資方的利益，并建立嚴格的風險防火墻，理順投貸聯動方式中的風險控制主體和責任順序。證券公司要推動投行業務、投資業務更好協同發展，圍繞新質生產力企業的產融需求，為其提供從早期風險資金融資到成熟期股債公開融資的全生命周期融資服務。
六、適應新質生產力下產業關系的新變化，創新產業鏈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推動傳統供應鏈金融模式向產業鏈金融模式轉型，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新型企業關系網絡及產業鏈結構等新變化。
新質生產力帶來企業間相互依附關系的改變，產業結構不再是簡單的上中下游結構，而是技術鏈、數字鏈、信息鏈的結構。在新型企業相互依附關系下，大量經營主體依托于平臺生態、技術生態、數字生態而生，產業線上線下一體化發展的趨勢更加明顯，產業發展更多呈現出由線上技術和線下應用交織成的網狀關系結構。例如，在數字化轉型生態中形成由核心技術企業提供基礎技術、轉化企業提供服務、應用企業購買服務的“三段模式”行業生態。又如，大量企業在線下園區或線上平臺上聚集并形成企業團體。
新型產業組織結構也帶來公司治理結構、勞資關系的較大變化。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由于平臺化行業生態上聚集了大量市場主體，公司內部制度與市場規則進一步接軌，平臺企業的內部運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市場運行規則及競爭關系，進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在勞資關系方面，傳統的公司與員工間雙邊勞動關系弱化，工作內容隨機化，靈活就業、一人多職等新現象顯現。
傳統供應鏈金融重點圍繞物流、資金流，為產業上下游企業提供一體化的金融解決方案，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金融機構需要立足于新型企業相互依附關系及其對企業的影響，提供針對性的服務。
針對鏈主模式，金融機構要更多與大型龍頭企業合作，更加精準識別核心技術企業，引導金融資源流向核心技術企業，并聚焦產業鏈上的“鏈主”企業，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方案。
針對園區模式，應將園區整體而非局限在園區內具體企業當作服務對象，服務園區在整合升級過程中接受批量服務的需求。例如，證券公司可積極探索園區主券商模式，將金融服務內嵌在園區服務中，以園區為載體提升產業鏈整體的集約化程度和市場競爭力。
針對平臺模式，金融機構要客觀理解平臺經濟的天然壟斷問題，處理好平臺功能擴張與市場公平性之間的關系，在發揮平臺金融普惠性的同時引導各類平臺金融有序規范發展。
七、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重組整合需求，創新并購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通過大力發展并購金融來激活并購重組市場，服務新質生產力導向下企業旺盛的重組整合需求。
新質生產力企業不僅依靠自身內生資源發展，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由數據鏈、信息鏈、價值鏈構成的企業生態網絡，有較強的融入企業生態鏈的需求。在新時期，并購重組發生原因和方式產生很大變化。企業并購重組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由過去的謀求股權控制、資源控制和優勢互補等，轉變為謀求在網絡化的新型產業結構中的合作，很難被歸為以往的橫向并購或縱向并購。對于一些“模塊組裝式”開放模式下的企業，并購重組是其發展初衷和必然發展途徑。
符合新質生產力的并購重組大體可以被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傳統產業為了提升競爭力而并購新興產業、未來產業；二是平臺企業為了擴充功能模塊而并購該功能領域的企業；三是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為了整合核心要素資源而進行相互并購。除并購以外，企業分立、分拆也是新質生產力下產業整合的重要途徑，順應產業鏈強鏈、補鏈、延鏈的要求。
由于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下企業并購重組的商業邏輯與具體方式發生改變，傳統并購重組相關的金融服務適配性不足，需要通過服務創新來支持新質生產力企業融入生態網絡的需求。
第一，金融機構要提升對并購重組交易是否符合新質生產力發展導向的判斷能力，研究形成并購重組交易商業合理性的判斷依據，重點防范蹭新質生產力熱點而進行的盲目跨界并購和違反市場公平性的并購，支持真正符合新質生產力導向的并購重組。
第二，在金融機構并購重組估值時要突破以資產基礎法和收益現值法為主的估值，對于新質生產力綜合采用改良DCF估值、EV/EBITDA等方式進行估值，通過估值方法多元化來推動交易的實現。
第三，并購市場也要支持并鼓勵更多元化的支付方式來促成并購重組的實施，鼓勵并購雙方更多通過私募債、可轉債等方式完成交易，特別是通過拓寬定向可轉債的適用范圍和運用場景、完善以定向可轉債方式完成并購重組交易過程中的多方保護機制等途徑，加大對并購重組中定向可轉債的支持力度。
八、適應新質生產力企業多元經營目標特征，創新綠色金融模式
金融機構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促進形成綠色投融資正向循環，服務新質生產力企業綠色轉型及尋求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的需求。
新質生產力導向下企業的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環境多方面協調的發展。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企業向綠色化轉型發展，但普遍面臨多重轉型難題。例如，受制于綠色數據采集標準的不明確以及境內外相應標準的不統一，企業披露的綠色數據不受市場認可。又如，綠色數據采集及披露成本較高，企業除了需要負擔環境信息披露報告的費用以外，環境風險壓力測試、碳核算均可能產生額外費用，對中小企業壓力較大。傳統金融服務模式下綠色金融的發展更多是受政策引導，對企業綠色轉型的真實需求和痛點挖掘不足。與此同時，我國綠色金融市場仍未形成綠色融資成本優勢與綠色投資超額收益優勢的正向循環，產品體系仍不夠豐富，基礎標準體系建設仍有欠缺。
在新發展階段，金融機構需要通過金融創新來實質性降低企業綠色化轉型成本，推動企業主體形成綠色轉型共識。
第一，金融機構要加快綠色金融產品創新，為各類經營主體提供更多直接綠色投融資工具。有能力的金融機構應積極探索發展針對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項目設計的個性化產品。例如，針對綠色產業中小企業抵押擔保物價值相對不足問題提供融資擔保服務，或是針對企業綠色轉型過程中的風險提供綠色金融衍生品服務。
第二，金融機構要在積極為傳統企業綠色化轉型提供綜合金融服務的過程中，提升傳統企業綠色轉型意識，降低其綠色信息披露等成本，并引導增量資金持續流向綠色經濟領域。
第三，資管機構要加速業務流程的綠色化改造，將ESG納入到投研和風險管理等業務流程中，建立綠色標的識別機制和綠色投資內部評價體系，發揮長期資金的市場引導作用，推動資本市場形成綠色融資的成本優勢和綠色投資的超額收益率，從而促進形成綠色投融資正向循環。
第四，金融機構要順應企業經營目標多元化的趨勢，在幫助企業實現綠色轉型的同時，通過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的融合發展來引導推進企業社會價值的最大化，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各類利益相關者的協調發展。（楊成長系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龔芳系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員；袁宇澤系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資深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