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對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鄉村振興戰略下重塑工農城鄉關系, 首先必須打破舊的城鄉關系——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馬克思主義的城鄉協調思想為工農城鄉關系發展的未來趨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重塑城鄉關系要以協調發展的新理念來解決“三農”問題, 深化供給側結構、土地確權機制以及長效增收機制的改革, 最終推動新型城鄉關系重構和城鄉繁榮目標的實現。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關于現階段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問題的重要戰略, 這一戰略對我國城鄉關系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2017年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七條路徑中, 第一條便是“重塑城鄉關系,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由此, 城鄉關系的構建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居于首要位置, “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對舊城鄉關系的超越, 體現了鄉村振興戰略對中國城鄉關系實現的解構與重塑。

 

一、二元結構與中國城鄉關系的演變

回顧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史, 可以說, 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是一種常態, 而造成這種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所謂城鄉發展的“二元結構”, 主要是指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并存的一種結構形式, 廣泛存在于發展中國家中。我國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也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首先,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建國以前的中國城鄉是在一種低速發展的狀態下呈現兩極化發展的態勢, 這就使得建國以后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這種態勢, 歷史上工農城鄉之間早已形成的差距是二元結構逐漸固化的重要原因。
 

建國以后, 國家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方面集中力量推進工業化建設, 優先發展重工業, 另一方面加快推進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工農業在新政策下都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但就當時城鄉總體發展的狀況來看, 城市發展的速度已經遠遠高于農村。以重工業為發展重心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決定了國家以工業和城市為發展重點的工農城鄉戰略, 這一戰略是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 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將農業在發展的資金轉移到工業生產中, 而農村的面貌基本沒有太大變化, 農業一直在傳統農業的階段停滯不前, 農村一直處于落后面貌, 這種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發展工業的戰略為后來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 作為計劃經濟體制推行的重要支柱, 我國形成了相應的城鄉戶籍制度、統購統銷制度和就業制度, 這樣就從制度上人為劃清了城市與農村的界限, 使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確立下來, 阻斷了城市農村生產要素的流動, 直接加大了城市居民與農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就體制而言, 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成為了城鄉協調發展的桎梏。改革開放以后, 雖然在農村推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改革, 但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 再加上國家政策的傾斜, 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速度逐步放緩,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不斷拉大。同時, 由于管理和保障制度不到位, 一些社會保障問題也派生出來, 這些成為城鄉關系失衡的新的表現形式。
 

從西方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看, 城鄉發展不均衡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 那么城鄉二元結構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些非均衡發展理論的學者認為, 城鄉差距是先天存在的, 這與發展中國家存在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兩種經濟體系密切相關, 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現代工業的轉移狀況影響著工農城鄉關系的發展。由此, 發展中國家不具備全面均衡發展的條件, 應該集中有限的資源和資本優先發展一部分產業或區域, 通過經濟結構的變動來帶動其他產業或區域的發展, 應該以城市為中心, 通過發展工業和城市經濟來帶動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在這種思維模式下, 城鄉關系結構必然走向二元分化的方向, 現代工業會吸收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導致農業逐步萎縮。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發展現實來看, 不均衡的發展模式已經造成了整個社會發展的瓶頸, 因為工業的發展取決于兩個條件, 即人口和資本的規模, 只有在農業人口增加和農業剩余增長的條件下, 工業才會獲得較大發展。因此農業的發展是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 工農城鄉從不均衡到均衡的發展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巨大挑戰。
 

目前, 我國在鄉村振興戰略下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首先必須打破舊的城鄉關系——城鄉二元結構體制, 消除城鄉對立的狀態, 這并不僅僅意味著在制度形式上廢除造成二元結構的各種規章制度, 更重要的是在物質和精神上徹底消除這一結構, 只有這樣, 才能實現工農城鄉的全面融合、共同繁榮, 與不均衡發展理論不同, 馬克思主義的城鄉協調思想為工農城鄉關系發展的未來趨向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二、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城鄉融合思想

馬克思主義的城鄉協調思想以實現人的解放為宗旨, 從社會歷史出發, 結合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 通過對城市和農村發展歷程演變的考察, 闡述了城鄉融合的必然趨勢。

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了工農城鄉關系所發生的一系列深層次變化。他們認為, 城鄉對立的出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 是工農業分工發展的產物, 然而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城鄉之間的差別是可以消除的, 城鄉必將走上協調發展之路。由此, 在馬克思主義視角下, 城鄉關系發展演變的路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城鄉分離、城鄉差別和城鄉協調, 即首先城鄉分離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出現,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城鄉之間會呈現一種差別狀態, 最終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城市與農村會走向協調。
 

首先, 城鄉分離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對于城鄉對立這一歷史現象, 馬恩從人類的生產活動出發, 指出人類在生產自己生活必需的資料的過程就是一個與自然、與社會產生聯系、進行交往的過程:生產的發展決定了各民族的交往密切程度, 同時各民族的交往又是生產的重要前提。不同的分工關系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城鄉對立在古代公社和封建時代就已經存在, 由此城鄉對立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 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1]-556。農業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 當時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城市還沒有條件出現, 當然也就不會出現城鄉的對立或分離, 然而伴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 人們的生產領域開始不僅僅局限于農業, 產品數量和種類的不斷增多使得剩余產品開始出現, 這直接促使了商業產生, 為城市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分工的產生使工業和農業自然開始分離, 城市與鄉村逐漸發生對立。不僅如此, 城鄉分離在一定意義上還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 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結果, 是分工的產物, 并不僅僅代表著地域上的分離, 在經濟上標志著資本獨立發揮作用的開始。
 

其次, 城鄉差別將長期存在。城鄉對立使得“農村人口陷于數千年的愚昧狀況, 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1]9-308, 標志著城鄉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發展道路。經濟的發展逐漸使落后的鄉村逐漸依附于發達的城市, 城鄉差距逐漸擴大, 并且這種狀況將會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長期存在。同時, 城鄉對立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城市的出現使人們逐漸分化為兩大階級, 并且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大工業的發展使農村轉變為城市, 雖然獲得了經濟上的進步, 但生態環境卻遭受了不可逆轉的破壞。要消除這些問題, 就需要消除“現代工業的矛盾”以及“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城鄉對立所引起的種種負面影響, 認為社會要發展要進步, 就必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最終消除城鄉對立。
 

最后, 城鄉融合是最終趨向。馬恩認為, 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剝削、沒有階級差別的社會, 一是由于人和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二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從而也就不存在工農、城鄉差別了。因此, 城鄉對立最終必然消失, 城鄉融合是未來發展的最終趨向。具體到如何實現城鄉融合, 在生產力層面, 馬恩認為, 必須以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作為消滅城鄉差別的核心任務, 城鄉差別的擴大是由于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 而生產力水平則是制約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因此,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 必須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夠消除城鄉對立, 在走向共產主義的各個階段中, 必須以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作為消滅城鄉差別的核心任務。在生產關系層面, 要消滅城鄉差距, 必須消滅私有制, 實行公有制。私有制是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源, 由于私有制使得人受制于他所從事的行業和工作, 即受到生產資料的控制, 工人被局限于城市, 農民被局限于鄉村, 城市不斷走向先進和發達, 而農村卻停留在落后和貧窮, 這種舊式分工所導致的農村被奴役的狀態必須要加以改變。消滅私有制, 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有利于實現人的解放, 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總的來看, 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下, 城鄉分離及城鄉差別的存在雖然作為一種客觀現象存在, 但城鄉發展的最終趨向是均衡協調, 這就為我國城鄉關系的重構提供了寶貴啟示。打造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是新時期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一步, 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則是現階段我國城鄉差別存在的最主要體現, 要重塑城鄉關系, 必須打破二元結構, 不斷創造城鄉融合發展的可能性。
 

三、中國城鄉關系的重塑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 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更加清晰的思路, 即城鄉發展重在農村, 重在提升農業生產力水平、深化農村體制改革、促進農民增收, 縮小城鄉差距, 實現城鄉共同繁榮。這一戰略以消除城鄉差別, 實現城鄉融合為目標, 貫徹并發展了馬恩的城鄉發展理論。要實現城鄉融合必須以農村為重點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到現代化進程中, 共同分享現代化發展的豐碩成果, 而城鄉關系的重塑也要在不斷的改革和轉型中逐步形成。

在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過程中, 要以協調發展理念作為總的指導思想, 以中國特色的“新四化”道路作為具體的實踐路徑, 以全面融合、共同繁榮作為發展目標, 推動工農業的現代化轉型, 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同時提高城市和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面貌, 以人為核心重塑中國城鄉關系, 縮小城鄉差距, 最終構建新型的工農城鄉關系。
 

破除二元結構是推進城鄉逐漸平等的關鍵一步, 從根本來說, 首先需要逐步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 一要從分配入手, 兼顧效率和公平,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二要從社會保障入手, 完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 均衡配置城鄉資源, 縮小城鄉生活水平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則是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 縮小城鄉居民差距。不僅如此, 還要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破除二元結構和推進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的兩大重要前提, 在此基礎上, 要以協調發展新理念重點破解“三農”問題,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農村土地確權制度以及農民長效增收機制等各項改革, 處理好農業生產和供給以及農民與土地的關系, 激發農村發展潛力和活力, 不斷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改善農村發展環境、切實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第一,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從微觀上看, 農業生產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產業, 從宏觀上看, 農業更為整個國家提供糧食和物質基礎。農業是立國之本, 強國之基, 但我國的農業基礎依舊薄弱, 農業供給體系依然不盡完善, 結構性問題依舊突出。為了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讓農業生產煥發出新的活力,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這項改革有利于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提升農業發展層次, 有利于農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符合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目標。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 需要國家、市場、個人三方聯動,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 優化農產品生產和供給結構, 實現產銷一體化發展, 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 使農業生產真正做到為人的發展服務, 既為城市居民提供豐富的農產品供應, 又為農民增收提供支持和保障。
 

第二, 推進農村土地確權制度改革。自古以來, 土地所有權問題一直是農民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深化改革、解放生產力面臨新挑戰的形勢下, 如何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問題依然十分關鍵, 這不僅涉及到農民切身利益的保障問題, 還關系到農業生產和社會的穩定大局, 因此必須不斷深化農村土地確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村土地確權制度改革, 要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明確劃定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 實現“三權分置”。伴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 農村土地確權問題亟待解決。自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來, 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大大加快, 但流轉的結構性問題一直存在。“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 “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支持引導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3]。這一政策既保護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又提高了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土地改革重要突破和創新。
 

第三, 推進農民長效增收機制改革。就“三農”問題的解決來看, 農民增收是關鍵。自“十二五”實施以來,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不斷增加, 但收入差距依舊明顯。從現實情況來看, 農村各種資源要素流失嚴重的狀況影響了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因為市場規律會推動生產要素流向利潤高的領域, 這也就為農民長效增收機制改革以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帶來了挑戰。要構建農民長效增收機制, 首先必須留住農村的資源和生產要素, 大力發展農業, 提高農業的收益水平, 這是長效增收機制形成的重要基礎, 一方面要在農業及發展上做文章, 即發展現代農業, 進行農業體制改革, 提高農業產值和附加值, 切實提高農業發展質量, 使農民獲得更高收益;另一方面, 國家要通過一系列政策還利于農民, 這里不僅僅是指國家的各項農業補貼政策, 還包括國家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各項投資, 以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另外還需要不斷尋找農民收入的新的增長點, 挖掘農村新產業發展的增收潛力。

除了推進改革, 鄉村振興戰略下重塑城鄉關系還要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建設美麗宜居鄉村。新農村建設不是簡單的只進行村容村貌的改變, 而是需要不斷發掘農村農業資源的發展潛力, 找到各地農村適合自身的發展致富道路, 促進農業農村質的轉變, 從內到外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 改善生產生活環境, 建設成美麗宜居的鄉村。
 

總之, 以協調發展的新理念來解決“三農”問題, 必須深化各項涉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改革, 尤其是供給側結構、土地確權機制以及長效增收機制的改革, 只有這樣, 才能形成農業繁榮、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的良性發展模式, 推動新型城鄉關系重構和城鄉繁榮目標的實現。（作者：張艷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