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 大量農村生產要素向城市遷移, 農村、農民、農業均受到很大沖擊, “三農”問題嚴峻, 城鄉差距過大。中機院通過分析江西省撫州市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現代化發展不充分、“鄉村病”日趨嚴重等問題, 提出了新型城鎮化建設融合下的鄉村振興戰略五項措施。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 堅持農村、農業優先發展, 在與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融合的基礎上,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作鋪墊, 為億萬農民譜寫美好篇章。
過去有觀點認為, 實施城市化和工業化就可以解決農村、農業、農民“三農”發展滯后問題。但是, 以歐美等較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作為參考, 過度的城市化開發只會導致鄉村衰敗, 而非解決“三農”問題的良策。城市與鄉村的發展并非是對立的關系, 而是互補的關系。
撫州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等城市, 位于江西省東部, 下轄三區九縣, 土地總面積為1.88萬平方公里, 2017年末, 市戶籍人口431萬人, 常住人口403.1萬人, 其中城鎮人口194.38萬。撫州市全境以山地、丘陵為主, 農業興旺, 土地肥沃, 物產豐富, 是我國大型商品糧基地之一。撫州市的區位優勢明顯、自然資源突出。但是, 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 鄉村也面臨著振興力度不夠、經濟水平不足、扶貧任務艱巨等問題, 因此實施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融合, 刻不容緩。
二、撫州市鄉村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 城鄉發展不均衡
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 城鎮化率持續上升, 如圖1所示。
圖1:2013—2017年撫州市城鎮化率
從圖1可看出, 撫州市城鎮化率由2013年的42.09%逐漸增長至2017年的48.22%。[1]但在長期“重城輕鄉”的政策下, 農村地區卻面臨著人口凋零、產業落后、經濟萎靡等問題。
圖2:2013-2017年撫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從圖2可看出, 2013—2017年, 撫州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835元增長至29463元,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059元上升至13563元。同時, 城鄉收入差也不斷拉大, 由2013年的11776元攀升至2017年的15900元。農村與城市的發展不均衡, 體現在居住環境、基礎設施、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上存在巨大差距, 導致了農村在產業發展、社會治理、生態保護等各方面的發展水平均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業農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 亟需通過頂層設計, 統籌區域城鄉總體布局, 加大力度補齊鄉村發展短板, 推進城鄉協調與融合發展的道路, 縮小城鄉差距。
(二) 鄉村發展不充分
鄉村的發展體現在人力、土地、資本等各生產要素的發展上, 只有振興生產要素, 才能振興鄉村。撫州市則面臨著人力、土地、資本各要素均停滯不前的情形。
在人力上, 撫州市的農業從業人員多為傳統型農民, 且多為“三留”人口, 缺少知識型、技能型的新型職業農民, 導致人力發展不充分, 亟需對傳統農民制定多層次、多形式的新型農民職業教育體系。
在土地上, 鄉村土地資源嚴重空廢化, 宅基地空廢率持續增長、農用地閑置撂荒等情形日益凸顯, 土地發展不充分, 迫切需要對農村土地制度進行改革, 盤活閑散土地資源, 避免土地撂荒。
在資本上, 撫州市政府財政收入總體偏低, 對鄉村發展的資本支持力度不充分, 而振興鄉村則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因此, 必須進一步探索社會資本支持, 拓寬融資渠道, 便于盤活社會資本, 減輕政府壓力, 破解資金困境。
(三) “鄉村病”日趨嚴重
高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 導致了空心村、貧困化、老齡化、留守兒童等各類“鄉村病”問題層出不窮。[4]截至2017年, 撫州市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共計121.17萬人, 其中女性56.37萬人, 占46.5%。
圖3:撫州市農業生產經營人年齡構成
從圖3可看出, 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員主要年齡階層為36~54歲之間, 農業從業人員偏老弱化, 農村青壯勞動力的快速非農化, 促使鄉村老齡化和“三留”人員的問題加劇。
農業耕地流失問題嚴峻。2016年, 撫州市耕地面積為426.7萬畝, 2017年耕地面積則減少為380.25畝, 人均擁有耕地僅0.8823畝, 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5畝。農業耕地資源緊缺, 迫使失地農民離鄉進城尋找工作機會, 難以安居樂業。
農村生態環境污染愈發嚴峻, 工業污染隨意排放導致一些鄉村地區的水土資源受到侵害, 農業面源污染和耕地重金屬污染嚴重、撫河等河流水質下降, 鄉村環境亟需治理。
三、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對鄉村振興的戰略意義
(一) 推動解決農村轉移人口
在城鎮化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上, 我國一直強調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促使農業人口的就業機會更加充裕, 致使城鎮化率近年來不斷增長。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直接反映了城鎮化的健康程度。在人口城鎮化率不斷提高的同時, 撫州城鎮化發展質量卻有待提高, 2015年撫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為9.19%, [5]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差異極大。雖然撫州市農業人口基數大, 但是城市資源貧乏, 而且社會體制改革滯后, 包括社會保障、住房保障、教育保障、醫療服務保障等福利制度仍然是城鄉分割的, 即使農業人口已遷移到城市, 但是無法擁有非農戶籍導致他們無法享受到城市戶口的福利保障制度, 無法與城市人口享受同等的權利與機會, 也無法真正融入城市,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 農村人口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6]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動下, 首先, 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 讓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 即推進已具備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能力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其次, 針對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 通過居住證制度, 逐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
(二) 推動發展農業現代化
在傳統城鎮化的進程中, 我國明顯體現出了“重城輕鄉”的政策, 生產要素向城市聚集, 包括大量農村勞動力脫離農村和農業而涌向城市, 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大量的農用地轉化為城鎮用地及工業用地, 耕地流失明顯。此外, 社會資本更多關注的是城市, 農村難以吸引資本。生產要素流失造成農業現代化力度不夠的結果, 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呈上升趨勢, 農業利潤逐年下降, 農村農業經濟萎靡。因此, 只有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 才能加快提高農村經濟水平。
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助于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必備的物質條件、技術裝備和社會資本。農業現代化最大的特征就是規模農業和規模經濟。大力發展家庭農場等規模生產模式, 樹立生態農業、品牌農業、信息化農業等新興現代化農業理念, 新型城鎮化建設則能充分吸納農業現代化產生的過剩農業勞動力, 使其從事與農業相關的二、三產業, 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提高農民收入, 縮小城鄉的差距, 振興農村經濟。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輔相成。
(三)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壁壘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個嚴重障礙, 包括城鄉戶籍的壁壘、城鄉治理體制的壁壘、城鄉市場體系的壁壘等。要破除壁壘, 就必須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依據, 建立完善城鄉融合的機制體制和政策體系, 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方式, [7]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新型城鎮化建設注重以人為本, 解決城市中的農業轉移人口非市民化問題, 或通過就地興建小城鎮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就地市民化, 實現“人”的城鄉融合發展。另外, 新型城鎮化建設下, 以城鄉結合部為切入點, 引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促使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工業高端化、服務業特色化的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同步發展, 增強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生產要素流動、交換和融合, 實現“業”的城鄉融合發展。
撫州市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方面面臨著開放力度不夠、與南昌等周邊城市對接不到位、融入度不高、合作不夠緊密等問題, 需積極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主動融入南昌大都市區, 不斷完善生產力布局, 推動產業與人力的城鄉融合發展。
四、新型城鎮化建設融合下的鄉村振興戰略措施
(一)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三大體系, 推進農業現代化
實現農業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首要目標。要實現農業現代化, 必須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三大體系, 以特色效益農業為抓手, 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 構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產業是農業發展的重要載體, 產業興旺則農村興旺, 農村興旺則農民富裕。
撫州市應大力發展特色效益農業, 在拓展南豐蜜桔、資溪白茶、廣昌白蓮、臨川金銀花等具有代表性的優勢資源農業的基礎上, 增強品牌打造能力, 積極開拓和發展區域品牌, 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 推進農業產業體系。
撫州市應通過加強規模化生產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 推動農業生產體系。農村應在培育適應本地自然水土條件的種植業品種同時兼顧市場需求, 以先進農業技術作為增產增效的保障, 運用規模化生產方式提高農產品產量并降低生產成本。
撫州市應著力構建現代農業的經營體系, 在現有經營主體如家庭承包的基礎上, 積極培育并發展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組織等新興經營主體, 促進農民的生產與市場需求緊密對接, 發展現代農業的經營體系。
(二) 發展特色資源優勢, 建設特色小城鎮
發展鄉村特色資源優勢、建設特色小城鎮有利于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加深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對鄉村振興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特色小城鎮建設有助于各類生產要素流向鄉村, 通過完善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未鄉村振興提供人才支撐, 激活人才要素。通過土地變賣、土地承包等模式, 以土地變本金、農民變股東的方式盤活土地資本, 激活土地要素。以生態優勢和成本優勢, 通過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產城融合, 吸引中小企業聚集發展, 激活資本要素。特色小城鎮通過深度挖掘鄉村資源的價值, 以及鄉村各類生產要素的激活, 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 提升鄉村發展的質量。
撫州市具有大量特色資源, 如臨川的湯顯祖戲曲文化資源、資溪的森林綠色資源、樂安流坑的旅游資源、南豐的桔文化產業資源、廣昌的白蓮產業資源和境內的各種礦產能源資源等, 應激活這些資源優勢, 利用鄉村資源要素發展特色產業, 建設戲曲小鎮、旅游小鎮、文化小鎮、礦產小鎮、科技金融小鎮等各類特色小城鎮, 以特色資源帶動小城鎮產業鏈的發展。
(三) 改善生態環境,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的優勢和寶貴的財富。但在近年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進程下, 鄉村面臨著面源污染嚴峻、畜禽養殖場糞污嚴重、污水廢氣超標、生活垃圾過量排放等問題。因此, 應以生態環境工程為抓手, 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提高生態環境質量, 探索綠色崛起的新路徑。
撫州市應在推進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市建設的基礎上, 開拓一條具有撫州特色的綠色發展之路。一是改善現有環境質量, 實施綠色行動, 強化大氣污染防治, 加速淘汰燃煤小鍋爐及黃標車, 對施工揚塵進行控制并實施標準化治理。控制工業污水減排、推進生活污水治理及飲用水源保護專項行動, 加強對土壤肥料和農田用水監測, 確保農業生產的環境清潔。實施農村面源污染防治工程, 促進畜禽養殖場糞污治理專項行動。推廣生活垃圾分類處理模式, 開展“垃圾革命”“煙頭革命”“廁所革命”。二是加快生態工程建設, 推進撫河流域生態保護和綜合治理, 打造撫河流域生態百里示范帶, 加快生態村鎮示范點工程的建設, 帶動生態功能區的經濟發展。三是對居民普及綠色健康生活方式, 推廣生態文明的宣傳教育, 以政府和龍頭企業做表率, 引導企業和民眾積極參與節能減排, 從自身做起保護生態環境。
(四) 規范下鄉資本, 結合農村實際發展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以及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 資本下鄉的趨勢日益凸顯, 在種植業、養殖業、農村服務業等各行業均有所作為。資本下鄉為農村新興生產和農產品流通的路徑帶來顛覆性變化, 進一步提高了農業收益, 延長產業鏈, 推動農村農業現代化, 滿足社會對農業多樣性的需求。但是, 資本下鄉也為鄉村帶來一定風險, 如下鄉資本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地, 導致一些耕地非農化趨勢明顯。甚至由于城市的環境保護標準嚴格, 一些企業便將污染行業轉移到農村地區, 破壞農村生態環境。
在這類威脅下, 撫州市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認真規范下鄉資本, 下鄉資本租賃農地應通過公開市場規范進行, 嚴禁下鄉資本通過政府部門強迫農戶流轉農地, 提高農民法律安全意識, 指導農戶與下鄉資本簽訂規范的流轉合同。此外, 還應加強對下鄉資本的產業篩選, 嚴控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產業進入鄉村, 加大環保部門的監控力度, 尊重農業農村發展規律, 切實保護農民的權益。
(五) 強化周邊地區一體化合作, 推動對外開放
強化周邊地區一體化合作、構建農業對外開放新格局能夠優化農業資源配置、增強農產品附加值、提高農產品貿易機會。
撫州市區位優勢明顯, 自古就有“襟領江湖, 控帶閩粵”之稱, 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及海峽西岸經濟區重要城市之一, 與周邊地區深入一體會合作機會更大。因此, 應加快融入南昌, 推進昌撫合作示范區建設, 深化與南昌基礎設施、重點產業、體制機制對接合作。并把長江中游城市群及海峽西岸經濟帶的合作戰略落到實處, 積極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 強化撫州與其他地區及亞非歐國家的經貿往來, 發展農產品外貿交易, 不斷完善對外經貿能力。
撫州市應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扶持, 構建開放平臺, 如設立海關、保稅區等機構, 加大中外貿易往來, 通過建立物流中心、設置相應的公路鐵路航路物流線等方式, 增加農產品貿易機會, 提高本土農業企業的對外開放能力。
五、結論
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是立足于城鄉的高質量互補型發展, 鄉村振興無法代替城鎮化, 大興土木的城市化模式也無法改造鄉村。
我國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階段逐步轉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 城鎮化模式也從大興土木的城市化轉化成以提高城市質量為主導和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強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而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則是在提高鄉村質量的前提下, 同樣要以人為本, 強調農民的主體作用;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 切實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 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只有把鄉村與城市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才能更好地促進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融合。
撫州市在實施新型城鎮化融合下的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 應注重城鄉融合、產城融合、科技融合、生態融合等多方面融合戰略, 在保持鄉村獨特文化和風情的基礎上, 以差異化發展來突出鄉村的優勢, 實現新時代農業農村改革, 解決“三農”問題。（作者：江婧 王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