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城鄉融合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道路選擇有其現實依據和理論依據。城鄉融合的基本要求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協調發展, 體現了社會發展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統一, 其核心取向是以人為中心, 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回顧我國歷史進程發現:自傳統社會以來, 城市和農村便走向分化與對立, 與之相伴的是城市的日漸繁榮和農村的日漸衰落。21世紀以來, 城鄉關系出現轉折并開始走向一體與融合, “三農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但是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仍舊是現代化進程中的短板。文章認為只有走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才能實現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列舉的七大戰略之一, 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決策部署。黨的十九大把“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選擇, 是對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總結、現實考量和未來規劃。在此基礎上, 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必須重塑城鄉關系,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2]。本文以城鄉發展道路為對象, 以城鄉關系的歷史變遷為視角, 研究城鄉關系變遷對鄉村興衰的影響, 探討城鄉融合道路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學理上, 社會本體論的運用拓展了城鄉關系研究的思路;對策上, 指出了融合發展的誤區與陷阱, 提出了融合發展的思路, 希冀能對城鄉融合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以更好地為當下城鄉融合發展服務。
一、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的依據
將城鄉融合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道路選擇有其客觀的現實依據和科學的理論依據。
(一) 現實依據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 我國現代化建設雖取得巨大成就, 但是“當前, 我國社會中最大的發展不平衡, 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 是農村發展不充分”[3]。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突出。城鄉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財政投入、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等方面。有財才有政, 充足的財政是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保障。但長期以來不完善的財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基于政績觀的城市建設偏向, 導致城鄉之間財政投入差異巨大, 由此帶來城鄉發展的極不均衡。有人形容“中國城市像歐洲, 中國農村像非洲”, 這一說法雖有夸張成分, 不恰當也不嚴謹, 卻值得深思。我國過去發展中重點區域在城市、重點產業是非農產業, 在政策的推動下, 大量資源由農村單向輸入到城市, 城鄉發展差距逐漸拉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84-2009年,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擴大, 收入比由1.84擴大到3.33, 2010年以來雖然城鄉居民收入比值不斷下降, 但當前2.72∶1的比值在國際上仍屬于較高水平1。不僅如此, 雖然收入比值在不斷縮小, 但收入差距的絕對值卻在擴大。農村發展不充分主要體現在農業競爭力不強, 農村發展動力不足, 農民增收不穩定。農業競爭力不強表現為:農業用了全社會約三分之一的勞動力獲得不足10%的國民生產總值, 農產品質量不高且生產成本遠高于國際水平, 出現“國產進倉庫, 進口入市場”的尷尬局面。農村發展動力不足表現為:許多農村空心化和老齡化現象嚴重, 鄉村逐漸缺少人氣和財氣。農民收入不高且增收不穩定, 農民收入主要來自務農和務工。農資價格上漲使農業時常增產不增收, 農民工進城務工普遍不穩定、工資低、缺保障。
(二) 理論依據
城鄉融合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 對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城鄉關系設想進行批判和吸收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初期, 生產力水平很低, 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 城鄉也是混沌一體的狀態。城市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農業與手工業分工打破了城鄉混沌一體的狀態, 便開始了城市與鄉村的分化。馬克思[4]認為, 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與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 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歷史至現在。舊式分工的出現推動了城鄉走向分離與對立, “某一民族內部的分工, 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 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4]。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生產關系的變化, 私有制出現并從制度上決定了城鄉對立, “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范圍內才能存在”[4]。馬恩一方面客觀評價了城市的積極意義以及城鄉對立的歷史必然性,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這種對立帶來了城市的畸形發展、農村的蕭條并成為“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4]。城鄉對立并非發展的最終狀態, “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 僅僅適應于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4]。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直至共產主義社會,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和有計劃的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 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 通過城鄉的融合, 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
二、城鄉融合思想的不同解讀
城鄉關系問題的研究具有世界性, 西方學者對城鄉關系也有許多見解。同時, 由于馬恩對城鄉融合的論述散現于許多經典著作當中, 使得后來學者對馬恩的城鄉融合思想有了諸多不同的觀點。
(一) 西方學者對城鄉關系的論述
英國學者埃比尼澤•霍華德[5]提出從克服城鄉二者缺點出發的“城鄉成婚”觀點, “城市和鄉村都各有其優點和相應缺點, 而城市———鄉村則避免了二者的缺點……城市和鄉村必須成婚, 這種愉快的結合將迸發出新的希望, 新的生活, 新的文明。”布羅代爾[6]認為城鄉應該是互為前提、共同發展的關系, “城市與鄉村從來就不會像水和油一樣截然分開, 同時兼有‘分離和靠攏、分割和集合’‘農村和城市互為前提’:我創造你, 你創造我;我統治你, 你統治我;依次類推, 彼此都服從共處的永久規則。”
(二) 對馬恩城鄉融合思想的不同解讀
由于馬恩并未對城鄉融合進行過系統的論述, 使學界對馬恩的城鄉融合思想有了許多不同的見解。有的學者按照城鄉關系的歷史階段進行劃分: (1) 三段說:“城鄉融合發展包含城鄉混沌一體、城鄉二元對立和城鄉融合三個階段”[7]。 (2) 四段說:“人類的發展歷史可以概括為鄉育城市—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融合等幾個階段, 把人類歷史分為四個階段, 城鄉融合是最后的階段”[8]。 (3) 五段說:“城鄉關系是沿著城鄉混沌—城鄉對立—城鄉關聯—城鄉統籌—城鄉融合的歷史發展脈絡推進的”[9]。還有一些學者側重強調城鄉融合的過程及結果, 如互動一體說, “所謂城鄉融合就是城鄉從分離、對立, 在互動中逐漸走向融合的過程, 并逐步實現城鄉一體的結果”。公正平等說, “城鄉融合思想在當代可以解讀為城鄉身份認同的平等性、城鄉生活選擇的自主性、城鄉建設發展的趨同性和城鄉幸福體驗的一致性”。
(三) 馬恩城鄉融合思想的社會本體論解析
以上學者無論是按歷史階段進行劃分還是對過程與結果進行分析, 都對學界認識城鄉融合有很大的借鑒意義。但本文認為對城鄉關系這一基本的社會關系的認識還是要從馬克思主義社會本體論出發, 抓住唯物史觀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這條主線, 同時看到人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的主體作用, 只有這樣才能把握到城鄉融合的要義。
城鄉融合的基本要求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協調發展。圣西門、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者設想未來社會是沒有工農差別、城鄉平等的和諧社會。馬恩的城鄉融合思想是在批判和吸收空想社會主義者對理想社會的設想中得來的。“大工業在全國盡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滅城市和鄉村分離的條件”[12]。所謂城鄉融合就是“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 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4]。這一點上霍華德的“城鄉成婚”觀點與馬恩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些觀點都表明城鄉融合是城鄉之間通過取長補短來實現城鄉“更高級的綜合”和地區之間均衡發展來實現社會整體的協調發展。
城鄉融合體現了社會發展的規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統一。城鄉關系變化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 城鄉融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消滅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 是社會統一的首先條件之一”[12]。城鄉融合“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 同樣它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必需。只有通過城市和鄉村的融合, 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9]。同時, 生產力的發展是人們實踐的產物, 而變革生產方式、消滅舊的分工是人適應社會發展, 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制度改革來實現的。
城鄉融合的核心取向是以人為中心, 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階級的消滅, 結束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局面, 使人們共同分享創造出來的福利;廢除舊的分工, “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 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4]。也沒有了“城市人”和“鄉下人”地位區分, 使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地位;同時結束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 使農村居民擺脫了愚昧狀態, 使城市居民不再受到各種手藝的奴役, 人的發展不再是單一和畸形的;“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 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 使人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三、實現城鄉融合的不同觀點
圍繞如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以推動鄉村振興, 學界涌現出了許多研究成果。黨國英[13]認為, 城鄉融合發展是鄉村振興的戰略保障, 將城鄉融合作為實現振興鄉村五大目標的主要路徑, 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一個總結。他提出建立統一的要素市場, 拋棄兩個“蓄水池”的陳舊思想, 提高農業競爭力, 調整人口布局和轉變政策實施對象等措施實現城鄉融合。鐘鈺[14]認為, 要以加強體制機制創新為動力, 推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協調發展。一是增強城鄉要素互動;二是加快城鄉投資一體;三是拆除制約“四化”融合互動的藩籬;四是法治自治德治并舉推動鄉村治理。張紅宇[15]認為, 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抓手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抓:農村要宜居;要素流動融合;優化政府行為。葉興慶[16]認為, 受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影響, 過去一個時期內我國城鄉間的發展是相互隔絕的, 要素不能自由流動, 產品不能等價交換, 產業缺乏合理分工。堅持城鄉融合發展, 就是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的作用, 促進城鄉產業優勢互補、互為支撐。張曉山[17]認為, 城鄉融合發展, 絕不僅僅是農村的要素流向城市, 城市的要素 (資本、技術、管理) 和資源 (經濟、社會、文化等資源) 也要流向農村。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貢獻在于分析了在體制機制上長期制約農村發展的根因, 探討了改變城鄉二元、實現融合發展的思路。這些研究對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推動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本文認為上述研究大都缺乏對城鄉關系的歷史梳理, 將鄉村衰敗的原因簡單歸結于近幾十年的城鄉二元體制, 而沒有看到城鄉對立分化、鄉村衰敗是幾千年歷史演變和積累的結果, 城鄉融合、鄉村振興則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上述研究對城鄉融合發展中的誤區認識不夠, 容易出現對策上的偏頗。因此, 本文以城鄉關系演變歷史為主線對鄉村興衰變化進行梳理, 同時指出在城鄉融合發展中需要防范和避免潛在的風險和誤區, 從而更好地實現城鄉融合, 以推動鄉村振興。
四、鄉村衰敗:城市與鄉村的分化隔離
列寧[18]曾指出, 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 ……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 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 在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 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 從有城鄉分野的奴隸制國家開始到社會主義中國這段歷史, 也是傳統國家轉向現代國家的歷史。在不同時期, 城鄉之間的分化隔離也有不同的形式, 但結果都是形成了城市的相對繁榮和農村的相對衰落。
在傳統中國, 農業是國家的支柱產業, 農村是國家的主要構成部分, 農民是國民中的大多數。為國家財政提供主要來源的是從事農業、居住農村的農民, 而作為農業財政享用者的皇帝及其官吏則生活在城市, “真正的大城市在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營壘, 看作真正經濟結構上的贅疣”[19]。由于中國幅員遼闊, 地形復雜, 加之財政能力和交通科技等因素的制約, 使得行政建制不可能下沉到分散的鄉村, 便有了“皇權不下縣”。同時, 自秦以來自由小農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 他們可以通過村社來滿足日常的需要, 鄉村社會主要由士紳、族長依據地方禮俗進行自治, 因此與外在的政治國家聯系較少。而農民與國家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兵役和稅收關系, 在傳統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農民耕種都是皇帝的土地, 使得征稅合理合法, 而這些稅收除了少部分用于應對旱澇天災和治理大江大河外, 大都被統治者消費掉了。縱觀歷朝歷代的治亂興衰史可以發現:從王朝的建立到鼎盛這段時期, 統治者往往吸取前朝滅亡教訓, 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而其繼承者則橫征暴斂、驕奢淫逸, 國家的合法性消失殆盡, 以致無數的陳勝吳廣起義, 傳統中國每隔幾百年就這樣循環一次。但無論輕徭薄賦還是橫征暴斂, 都是將農村的剩余單向輸送到城市, 形成城市的相對繁榮和農村的相對凋敝, 這一時期的城鄉分離可以看作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分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專制帝制,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創立了中華民國, 中國由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國家。民主國家是現代國家的制度體系, 以主權在民為合法性基礎[20]。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中的民權, 體現為農民可以和市民一樣獲得名義上的國民權利, 這一時期城鄉在政治上的對立逐漸消解。但是國民黨畢竟是代表城市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民國時期“政權建設內卷化”2明顯, 加上長年戰爭帶來的經濟惡化使得政權將其爪牙伸向鄉村, 一方面可以維護治安打擊共產黨, 另一方面便于搜刮民脂民膏。辛亥革命在消滅專制帝制的同時也消滅了士紳這一階層, “保護型經紀”退出了歷史舞臺, 代之而起的是“贏利型經紀”的大行其道[21], 成為榨取鄉村剩余的利器, 農民生活越發貧苦。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通過發動以農民為主的底層勞苦大眾起來革命, 最終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以工農聯盟為國家基礎意味城鄉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但受到當時世情國情的影響, 城鄉之間在經濟上的分化卻被進一步強化。新中國成立之初, 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 要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就必須首先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英美等發達國家因為現代化進程的時間早, 可以通過殖民貿易獲取工業化所需要的原始積累。但是我國的現代化屬于后發外生型, 接手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 原有的工業基礎在戰火中被嚴重破壞, 國民經濟又處在崩潰的邊緣, 發展工業所需的原始積累只能向農村汲取,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國家進行了制度上的變革, 并由此形成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此時, 城鄉的分化可以看作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分化。由于國家直接面對億萬的分散農戶無法便利的汲取資源, 只能通過合作社運動將他們組織起來。在那個時代里:一是人民公社內部, 農民要先上交公糧, 后才能分到自己的口糧。二是公共服務的差別對待, 在公社實行集體所有制, 農村的公共服務均由公社內部提供, 民辦教師、赤腳醫生和露天電影院是時代的產物;但在城市實行單位制, 其公共服務均由財政提供。三是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 嚴控人口流動, 這種管控不僅是地理上的, 還有社會分層的意義, 將戶籍與生產生活的諸多方面掛鉤, 造成一種農恒為農、工恒為工的結果。四是通過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制度, 制造工農產品剪刀差, 使得城鄉之間經濟差距拉大。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開端的經濟體制改革率先打破了城鄉之間的壁壘。一是人民公社的瓦解, 農民獲得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 這一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很多地區連續增產, 擺脫了“生產靠貸款, 吃糧靠返銷”的困境, 農村面貌有所改善。二是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開始走向城市, 走進工廠, 在農村逐漸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22]的家庭經濟結構, 農民可以獲得務農和務工的雙份收入。三是流動人口劇增也迫使戶籍制度的變革。四是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劃經濟, 統購統銷政策消失, 使得農產品可以自由交易, 農民收入有所增加。
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城鄉之間在資源的吸引力上差別巨大, “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和需求這個集中的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4]。由于資本的天然逐利性, 城市相較農村的優勢凸顯使得資源迅速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 農業產值相對工業產值來說天然處于弱勢地位, 農業受到農時自然的制約而產出有限, 農業是只適合適度規模經營的產業;而工業生產則是可以不分白天黑夜, 不分春夏秋冬, 投入與產出呈現正相關, 規模效應與集聚效應突出。隨著現代化的推進, 基層政府的事務日益增多, 機構日益膨脹, 人員日益冗雜, 使得以農業稅為主要來源的基層政府財政日益緊缺, 出現溫家寶所說的“生之者寡, 食之者眾”的現象, 許多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淪為吃飯財政, 更不用提拿出資金搞鄉村建設。但同一時期以國家名義在農村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費用大都由農民負擔, 在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的情況下支出大幅度增加,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成為20世紀末社會的真實寫照。
五、鄉村振興:城市與鄉村的一體融合
21世紀以來, 為解決嚴峻的“三農問題”, 推進現代化的進程, 我國一舉免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推動美麗鄉村建設,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這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都表明我國的城鄉關系開始由分化與對立走向一體與融合。
免除農業稅的這10多年來, “三農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通過對比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可以得到:從2006年到2016年的十年間, 一是農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高, 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受教育水平提高, 擁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員比重提升3%;農業機械化發展很快, 聯合收割機由56萬臺增加到114萬臺;水利設施明顯改善, 機電井和排灌站分別增長8.2%和8.9%。二是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逐漸完善, 通公路、電和電話的村比重達99.3%、99.7%和99.5%, 有健身場所的村比重由10.7%提升至59.2%, 有業余文化組織的村比重由15.1%提升至41.3%;三是農民增收明顯,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587元增加到12363元, 增加了245%3。
盡管我國取得這么多發展成果, 但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十分突出的國情。過去我國采取統籌城鄉, 以城市發展引領農村, 但實際還是以城為主, 結果城市仍然將農村的人、財、物等都吸引過去。城鄉融合是對城鄉統籌的繼承和發展, 是對城鄉關系認識的又一次深化。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城鄉統籌的思想,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只能也只有政府, 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 且存在“政府失靈”的可能, 不能夠統籌到城鄉發展的方方面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 那么城鄉融合體制機制就自然是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調控作用的有機結合, 能夠有效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因此, 要實現鄉村振興, 就必須“升級”城鄉統籌思想, 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首先, 城鄉融合發展應當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以實現社會的整體協調。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 只有投入才能產出;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 只有投入才能發展。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優先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的農業現代化, 來自農村的農業剩余成為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如果這種發展理念不轉變, 鄉村振興無異于“空中樓閣”。經過幾十年的發展, 我國的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 也出現了許多實力雄厚、躋身世界500強的企業。而我國雖然是農業大國卻不是農業強國, 過去幾十年農業的投入主要還是靠農民, 一些地區至今還是使用人民公社時期集體興建的水利設施, 農民由于負擔沉重使得投入能力有限, 加上近年來農資成本上漲和農產品價格的“天花板效應”使得務農收入減少, 農民投入的意愿不強, 甚至將土地荒棄。同時, 我國城市化還在進行時, 城市化對農村依賴仍舊嚴重, 突出表現在土地財政方面。改革開放以前, 由于社會經濟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當時的農村和大多數城市雖然有差異, 但是都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發展狀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城市規模迅速向外擴張, 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動性, 使得這種擴張必然征用農地。地方政府壟斷了土地交易的一級市場, 使政府可以低價征購農地后高價賣出, 而農地轉建設用地所帶來的巨額增值收益得益于整個社會的發展而非僅限于城市, 但地方政府往往將土地轉讓的收入用于城市建設, 農村卻不能享受到土地財政的陽光。
現在我國提出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 就是要優先滿足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需要, 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 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并不是忽視和否定工業與城市的發展, 更不是農業“剝削”工業、農村“剝削”城市的陳舊觀點。工業和農業應該互促互補, “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 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4]。“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應該是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關系。20世紀30年代, 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看到現代化所導致農村的衰敗, 因而否定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適性, 主張“以農立國”, 卻未能激發出農民的積極性, 結果是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應該明白的是, 當前我國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 “中國制造”能否轉化為“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 從而由國際分工的產業價值鏈低端走向高端, 是中國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躋身世界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節點。實現“中國智造”與“中國創造”的關鍵在于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 這兩者都需要資源投入和時間累積, 這就要求我們在現階段不僅要重視工業的發展以保持既有優勢, 又要加大力度推動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另一方面, 城鎮化對于拉動內需, 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縱觀全球發展歷史,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然, 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在80%左右, 當前我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60%, 意味著中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有數以億計的人口涌向城市, 因此新型城鎮化發展也不容忽視。
其次, 城鄉融合發展應當堅持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實現資源要素的良性互動。從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開始, 城鄉之間市場分割的堅冰就此打破, 但城市就像一個巨大的磁石, 加上國家政策的推動, 農村大量資源單向地輸送到城市, 城市的資源流向農村卻障礙重重, 城鄉差距也逐漸拉大。改革開放以來, 大量農民洗腳上岸、離土離鄉、走向城市、走進工廠, “到目前為止, 中國農民家庭的基本特征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19]。年輕一代進城務工, 老年人則留在農村務農和照顧孫輩, 因此人們戲稱當前在農村駐扎的是“386199”部隊, 這對農業生產和鄉村治理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許多進城成功的農民因為收入較高而長年在城務工或將全家都搬進了城, 但在農村仍然留下他們的老宅, 出現“人去樓空”的空心化景象。同時大量土地資源被拋荒閑置, 這在中西部的一些勞務輸出大省表現得更為突出。通過完善承包地的“三權分置”制度、完善閑置農房政策以及探索宅基地的“三權分置”制度來加快土地流轉和農房租賃, 積極引導城市的現代生產要素以資本形式投向農村, 輸送城市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理念, 提高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水平, 推動鄉村產業振興。通過綜合改革戶籍、稅收和金融等制度, 使人才能夠引得來、留得住、干得好, 推動鄉村人才振興。
湖北省武漢市實施“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為主要內容的“三鄉工程”是城鄉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典范, 給農村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由于農民長年外出務工或者舉家搬進城后, 農村留下了大量的空閑房屋和土地, 這都是農村沉睡的資產。“市民下鄉”即引導市民租用農民閑置的房屋和土地, 一方面讓市民感受田園生活, 滿足他們的鄉愁, 另一方面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 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能人回鄉”指鼓勵那些在外創業經商的成功人士回鄉創業, 建設家鄉。“企業興鄉”指引導那些有實力的企業在農村投資興業, 這些舉措可以將城市資本、管理、技術和理念帶到鄉村, 同時解決一部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進城的農民的就業問題。“武漢市農委數據顯示, 全市投入農村的社會資金達152.69億元, 全市新增農業新型經營主體1090個, 增加農民收入總額達20.04億元, 為武漢271個貧困村農民增收2.53億元”。
最后, 城鄉融合發展應當堅持以人為中心, 實現農民生活富裕美好。我國當前有近一半的農村常住人口, 即使在不遠的將來城鎮化率達到80%的時候, 仍會有近3億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這一龐大的人群生活是否美好直接決定了我國現代化的底色和質量。當前, 農民是對美好生活愿望迫切需要實現的最大群體。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民生領域欠賬太多, 突出表現在與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教育、衛生、醫療、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等方面。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 全國有幼兒園、托兒所的村不到33%, 40%的村沒有體育健身場所, 18%的村沒有村級衛生室, 26%的村沒有實現生活垃圾的集中或部分集中處理, 46%的村沒有完成或部分完成廁所改造, 2.8%的農戶家庭房屋為竹草土坯房4。改革開放40年來, 大量農民進城務工, 一方面他們從事的是最臟、最苦和最危險的工作, 得到的卻是最少、最不穩定和最容易被拖欠的回報。農民工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但是在子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上卻受到與市民的區別對待, 即使他們的子女從小就生活在城市, 沒有一天從事過農業勞動, 僅因為戶籍來自農村而被冠之以“農民工二代”之類的稱呼。等到農民工消耗完青春因年老體弱而無法在城市生存后, 就只能回到農村, 這一過程并沒有實現勞動力的轉移和人口的城鎮化。實現農民生活富裕美好應該建立起覆蓋城鄉、公平均衡的公共財政制度;國家財政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 尤其是要適度向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傾斜;不斷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 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民生模塊在官員晉升考核中的權重;加快完善戶籍制度, 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切實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注意城市和農村特點和差異, 因地制宜, 不搞千村一面, 切實提高農村的民生福祉, 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需要注意的是, 實現農民美好生活應把重心放在內涵實質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城市有城市的特點, 農村有農村的亮點, 不能把發展城市的做法照搬到農村。很多地方為了突出政績, 為了獲得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不切實際地搞大拆大建, “趕”農民上樓, 看上去是讓農民住上了“夢寐以求”的樓房, 但是這些形象工程將很多原本質量很好的住房拆除, 浪費了大量資源, 另一方面農民上樓帶來的是生活成本的上升和農業生產的不便。同時, 城鎮化的速度和進程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 不能使農民以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代價來換取進城落戶的“門票”, 給農民留下如果進城失敗可以回旋的余地。(作者：張坤 田堯)
